摘要
1914-1918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担任中文教师的德国著名汉学家佛尔克(Alfred Forke, 1867-1944 )，他以一位当时的德国学者的立场对美国的汉学进行了批评。而福兰阁不仅通过劳费尔对美国进行了批判，他在回忆录中也对当时的美国来华传教士进行了批评。在顾彬看来，美国汉学很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办法透过他者对自己提出问题，因为他们仅仅只能在与陌生人接触中重复自己，而他最不能容忍的是，美国汉学界不从历史的实际出发，而想当然地认为一切西方后来出现的哲学概念和思潮在中国古代早已存在。作为哲学家和汉学家的罗哲海(Heiner Roetz)尽管跟顾彬在汉学研究方面有很多根本的分歧，但在对美国汉学的态度上，却有着类似的看法。在雅斯贝尔斯那里，他对人生的体验渗透着更多文化和政治的因素，如何使欧洲历史传统薪火相传、继世不绝的使命感，促使着他做一个“世界公民”。与雅斯贝尔斯一样，在骨子里，德国汉学家们的德意志身份认同并不仅仅是依据其个人经历并对之进行反思而形成的自我，更重要的是对自我社会角色的反思，是对承继欧洲精神的使命感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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