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的抒情”是穆旦在评价卞之琳诗集时提出的诗学观念,这不仅是对三十年代发展至“巅峰”的“知性诗歌”的一种回应,也是抗战全面爆发后诗人作为“个体”对时代精神与个人经验、现实状况与诗学理论关系的思考.包含了穆旦在四十年代寻找到的一种存在于诗歌与政治间的弹性关系,更是其对中国诗歌发展的一种大胆构想.这一诗歌观念的提出与实践都是穆旦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时代境遇下的思考,而非一种具有“先验性”的书写,于是从“新的抒情”的提出到实践,再到“再突破”,其内涵不断深化,诗学美感也呈现出多重样貌.事实上,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内,“三千里步行”与“中国远征军”经历都成为穆旦人生和诗歌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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