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作者个人与马来西亚伊斯兰科学会(Akademi Sains Islam Malaysia,简称ASASI)共同在东南亚进行古文明的"兴灭继绝"工作之亲身例子,不仅回答"作为一位儒家国民,为什么要接受、承认非儒家的国史?"之问,也省思"作为一位儒家学人,为什么要接受、承认非儒家之学术与文明传统"的基要课题.按东南亚古文明在当前的灭绝、濒危有其现实的多种原因,而儒家之参与"兴灭继绝"之事亦可有多种原由,本文独标公羊学"通三统"一义之与此现实的相干性及其可能之学术意义.文中特以马来民歌班顿(pantun)之实例,阐明公羊家"通三统"之"兴灭继绝"既不止于史学考源之析,也不停留于民歌的诗学探讨,还同时有班顿的类同推理种类、自然与人事同构的"天人合一"观以及大乘瑜伽行派佛教的宇宙本体论的"统"绪类层面问题,为班顿的"兴灭继绝"作最高层面之弘扬与发展而准备.进行一儒家公羊学的学术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