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商人民族情感与利益考量的交互作用为立论基础，以上海、天津两地为中心，对南京十年时期商人因应民族危机之道作一全新的审视。笔者按照时间顺序，首先探讨济南惨案之后，济南、上海、北京及天津各地商人的言论作为，继而分别考察九一八事变之后、淞沪抗战期间津沪两市商人的种种反应，进而探究在为时数年的华北危急中津沪商人的具体表现。最后一章则对1931-1934年之间的抵制日货运动进行了计量检视。其中尤为关注因各地历史情景不同而导致的商人反应之差异，以及抵制日货这一反日手段给商人带来的特殊困境。 本文认为商人民族主义乃是一真实性的历史存在。面对民族危机，商人的国民身份顿时凸显，其反应与学生、工人大同而小异，同属民众民族主义这一层面。而其草根性特征，也决定了商人民族主义与政府的对外政策之间，趋同与离异并存不悖。但作为近代中国民众民族主义主要表达方式之一的经济绝交运动，却往往导致商人独自承担民族久远的历史责任，因而其中的冲突紧张亦在所难免。既是“国民”，又是“商人”，亦“民”亦“商”，唯有把握此一双重身份，方能真正同情性地理解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的诸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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