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研究的“海岱地区”是指由先秦时期黄海渤海、河水、淮水泗水所大致界定的地理单元，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成果已较清晰地揭示，先秦时期海岱地区具有自身相对独立的文化发展序列，是大中华文明诸起源中重要的一处区域。因此本文所作海岱地区的区系的人居环境史研究工作，或将对于整个中国城市史与人居环境史的学术建构(尤其是起源阶段)具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 基于对考古发掘信息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收集与研习，本文力图运用人居环境科学的观念与方法，将海岱地区“聚落与城市的区域空间分布”、“聚落单体形态模式”、“聚落内部营建”等诸多人居环境要素进行整体地把握与分析，并进而尝试对海岱地区早期人居环境营建的演进，进行三个阶段的模式划分。 (1)匀质围聚的定居部落阶段，年代约在6500BC～2500BC，海岱地区出现最早的农业定居部落，其区域空间分布皆依山近水、单体聚落规模不大且其内部各家族呈现出匀质围聚的形态。至大汶口晚期，一些较先进的部落得以壮大，在部落内部家族之间也较明显地各自成区，甚至出现了贫富分化迹象，但从人居形态上看，聚落内的各个居住单元依然较多地呈现出均等与围聚的形态。 (2)血亲分级(封)的宗礼邦族阶段，约从龙山时期直至西周春秋前期。此阶段人居地点的区域分布已深入平原深处与滨海地带，聚落数量以及聚落间的规模差异都大大增加，聚群内中心聚落开始营造环壕、城垣以及高显的大型特殊建筑。笔者经研习认为上述等级聚群的血缘联络纽带已由平等关系，发展为基于“宗祖崇拜”的“亲疏分级”关系，故而本文定义其为分级的宗礼邦族阶段，并尝试概括出该阶段“择中立庙(宗祖)”的人居营建模型。在这一阶段初期，海岱地区林立的宗礼邦族互成空间对峙；至阶段晚期中原大邑“商”与“周”崛起，商周的分封国逐渐深入海岱原有各族方邦之间，华夷杂处使得血缘关系在地理分布上发生交错，由此宗祖崇拜对人居建设的规范作用逐渐弱化。 (3)地缘整合的疆域国家阶段，约当战国时期。宗礼制度崩坏，地缘政治集团起兴，原有的封国与方国依地缘关系重整。人居形态上，列国统治者的朝廷宫寝取代宗祖大庙成为国都的中心，营建观念更为积极务实，城邑在其工商业、文化等方面摆脱宗礼制度约束后，成为真正地域意义上的聚集与辐射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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