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古代主要是日本文化、文学受到中国文化、文学的泽被。而日本文化自古以来就具有一种复合的形态，这种复合形态的文化对于不同特质的文化思想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巨大的包容性，加之文化交往的双向性，近代的中国文学就受到了日本文化、文学的诸多影响。特别是对于20世纪初留学日本的众多新文化运动的战将来说，日本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他们的创作中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中日文化冲撞化合最为丰富的个案实例，他的一生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嬗变的一条主要线索。郭沫若关于学术文化的思考始于留学日本时期，众所周知，他也是现代文学家中在日本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无论从创作经验、写作素材、审美追求还是人格精神上，郭沫若都全面地接受着日本文化的浸染。可以说，从郭沫若前期的诗歌、小说、到抗战时期的戏剧，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化研究和活动，日本文化对郭沫若的影响都是整体的、多元的、深刻的。因此，我们应从作品的文化意义、哲学意义、审美意义等多方面来探讨郭沫若的所有作品，即使是对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也不例外。本文就是从一个新的观照角度，去重新审视抗战时期郭沫若在重庆所写的历史剧，从而揭示出这几部史剧的新的价值。 本文从几个方面来谈日本文化对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影响。首先是坚实的创作基础。在日本生活的二十余年，给郭沫若的史剧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创作的选题方面看，一方面是因为现实环境的需要，另一方面郭沫若在日本的学术研究也为他的历史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素材。从人物塑造方面看，在日本接触到的各式各样的人物(特别是日本夫人安娜，是郭沫若创作中众多女子的原型)使郭沫若史剧中的人物形象极其鲜活。在民情风俗方面，日本所保存下来的中国古代特色和风俗民情，使郭沫若在创作戏剧时把环境描述得真实而准确，并带有浓浓的中国古风，十分值得品味。 在对历史剧结局的处理上，郭沫若在剧作中展现出了自己对悲剧结局的一些独到的理解。首先是对樱花性格的发挥，樱花的枯荣代表着日本整个国民乃至民族的精神，郭沫若借鉴了这种精神，并把它用在历史剧创作中。因此，剧中人物多在最青春、最富于活力的时刻写到他们的死亡，就像樱花在最灿烂的时候凋落一样。其次，正因为艺术形象的这种灿烂的毁灭方式，使得剧中的死亡具有了更深的涵义。主人公的悲剧性结局是对更高的生命形式和价值的追求，这种形式和价值已经超越了死亡，展现出艺术形象永恒的魅力。再次，婵娟历来被认为是“道义美的化身”，但是在道义美之外，笔者认为在婵娟身上还体现出一种对主人以及主人所代表的精神的忠诚。最后，郭沫若的历史剧都以悲剧收场，很多人物都是主动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生命，这与日本武士道精神崇尚自杀的侠士精神极为相似。由此使历史剧也具有了独特的艺术蕴涵。 在审美问题上，无论一个作家处在什么样的创作环境下，艺术家所表现出来的审美倾向都具有恒定性。他们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审美趣味和审美判断也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完全改变或中断。笔者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一)在日本文化中，人与自然的融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将自然吸收到自我中，称为“吸收自然”；二是将自我投入到自然中去，叫做“投入自然”。通过对自然的体悟，郭沫若达到了新的精神境界，从而更深地领悟了人与自然的特殊联系。因此，日本文化中的自然观对于郭沫若不仅是一种哲学，而且是一种诗学、一种审美观和艺术观。这种观点体现在了郭沫若的历史剧中。(二)日本人对自然景物的观察是非常纤细的，日本文学对于自然的咏颂和表现也是非常敏感而细腻的。大自然的种种景色在日本文学中既是一种素材，更是一种审美追求和美感形式。所以郭沫若在作品中多次设计了雪、月、花，表现了其受到日本传统审美倾向的影响。(三)郭沫若的历史剧归纳起来具有完整的季节性特征。这与日本的俳句注重季节的变化，长于歌颂四季的不同景致就有很大联系。因此，几部历史剧组合起来构成了完整的四季图画，给人以丰富而各异的审美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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