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将对《万国公法》一书的研究时间放在同治中兴的大背景下，通过对《万国公法》引进的时代背景、翻译输入、对当时知识界的影响以及在同治年间的外交应用几个方面的叙述，管窥中国近代外交起步的情况，以期对晚清外交现代化的起步状况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全文分为四个章节： 第一章从西方的合作政策和清政府外交思想的改变入手，对《万国公法》引进的时代背景做一简单介绍。《万国公法》引进的时代背景，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西关系的调整，西方国家对华推行合作政策。暂时趋于宽松的国际环境，不仅给中国兴办洋务的时机，更令专门负责与洋人交涉的总理衙门产生了从以条约为依据开始，进而试图了解西方人制定条约背后的“游戏规则”的想法，为国际法的引进形成一个良好的时代契机。 第二章从赫德翻译惠顿国际法中关于公使馆权利、海事法规和条约而成的“二十四款”入手，考察其翻译惠顿国际法的原因以及其与丁韪良翻译的渊源和承接关系；叙述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并向总理衙门自荐译稿，总理衙门最终同意出资付梓的过程；通过对《万国公法》翻译的考释，探索在两个不同的语系之间，丁韪良对原文如何取舍、如何架构国际法的中文表述框架以及这背后的翻译意图；同时追踪《万国公法》输入中国后的传播情况，以及其在同治年间学校教育中的具体安排。 第三章通过对同治年间知识分子关于国际形势、法理可恃与否的认识，以及双边外交观念的肇兴，管窥《万国公法》对那个时代的影响，探讨这些“有责任率先对这个新时代作出阐释”的知识分子的国际法观念，以及这些观念对清朝外交近代化的作用。同治年间对国际法和国际意识的零星评论和认识，一方面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对《万国公法》所体现的国际法精神的“理解”和改造；另一方面也是对当时世界局势的一种反应，以及对当时清政府在外交事件处理中的见解。 第四章从觐见礼仪之争、《中英新修条约》的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与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而引起的藩属国问题之争四个典型的案例出发，探讨《万国公法》在引进初期外交事件中的应用，追踪在这一时期两种体系的冲击下，清政府所遭遇的艰难处境和其应对措施，以及这些处理结果对思想界国际法观念形成的影响。在这一系列的外交事件处理过程中，处处体现了中国的藩属体系与西方条约体系的撞击和磨合。 通过对《万国公法》在同治年间的传播和应用过程的论述，可以看出：作为输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国际法，其最初带来的体制和观念上的冲击并不大。尽管它的引进，是总理衙门基于“用”的层面上针对当时的对外交涉的需求所做的一种选择和尝试，当时知识分子对它的评论以及其在同治年间外交事件上的应用，是在中国传统体制的机体上做出的最初调适，也是传统观念与外来理论之间互为消长的初始过程；然而在“同治中兴”短暂的中外和平环境中，时人并未形成抓住机遇的紧迫感，加上中国传统思想和体制的束缚，对国际法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按图索骥”的层面，因此不能行之有效地运用在对外交涉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同治中兴”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契机也因此被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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