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从后殖民视角来研究中国近现代翻译(1840年至20世纪30年代)。 中国近现代时期是中国翻译史上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遭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并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这恰好落入了后殖民研究的范围。 本文首先论述后殖民翻译理论是如何从后殖民视角来研究翻译的。传统的翻译理论偏重研究语言转换过程中意义的精确传达,而后殖民翻译理论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翻译被置于更为广泛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与文化语境之中,其研究焦点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对翻译所造成的影响以及翻译在殖民化与解殖民或者非殖民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然后从后殖民视角考察在近现代中国语境下,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对翻译所造成的各种影响,并且通过对近代时期严复与林纾及现代时期鲁迅等的翻译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在中国近代时期,表面上中国文化处于弱势地位,然而实际上中国丰富的文化底蕴强于西方,所以严复与林纾基于启蒙与救亡的目的,既选择西方强势文本,又运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让西方文化融入中国语言文化的构架,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西方霸权文化的入侵。在现代时期由于知识分子对中国语言文化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希望通过引进西方语言文化来改造自身,使西方文化不断地被吸收和利用,最终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从而不断提高本土文化在国际竞争中的能力。因此以鲁迅为代表的译者广泛地选择种种异域文本,在翻译策略上更倾向于选择看似为自我殖民的异化方法,然而异化并不是完全西化,而是一种对自身“忍辱负重”的改造,从长远地看这也是一种“抵抗”。 最后得出全文的研究结论:翻译在解殖民过程中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整体来看后殖民翻译理论对我们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积极的意义,它能开阔译学眼界,使人们更全面、更合理地看待翻译实践——从选材到方法乃至社会功能。当然后殖民翻译理论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现有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主要考察弱势文化文本如何被翻译到强势文化之中,从而往往忽略了弱势文化中强势文化被翻译的情况。本文探讨了后一种情形。通过对中国近现代时期严复、林纾与鲁迅翻译的个案分析,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不同的译者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无论是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的策略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对霸权文化的积极抵抗。因此本文的研究可以视为对后殖民翻译理论的一种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