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华鳖作为浙江省六大优势养殖品种之一，是一种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随着养鳖业的飞速发展，中华鳖资源也出现了种质混杂和退化现象。迄今对我国各地方代表性中华鳖的研究多集中在形态、养殖性能及免疫力等方面，从分子水平上对中华鳖不同地理种群遗传分化和遗传结构的研究并不多见。种群遗传学是中华鳖资源利用和保护的基础，本文采用随机扩增多态性DNA分析、线粒体细胞色素b基因序列比较分析和酪氨酸酶基因第一外显子PCR-RFLP分析方法，从DNA分子水平上对中华鳖4个不同种群(太湖种群、日本种群、乌鳖种群和台湾种群)的遗传结构和分子遗传标记进行了研究。 1、应用RAPD技术对中华鳖4个不同地理种群进行种群内和种群间的遗传差异分析。利用23条随机引物，在4个种群中共检测出162个RAPD位点，其中多态位点110个。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中华鳖总的DNA多态位点百分率占67.90％，不同种群多态位点比例在48.70％～52.94％之间；其中，太湖种群最高，日本种群最低；种群内的遗传相似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日本种群(0.8469)＞台湾种群(0.8429)＞乌鳖种群(0.8317)＞太湖种群(0.8254);太湖种群和乌鳖种群之间遗传距离最大(0.1375)，台湾种群和乌鳖种群之间遗传距离最小(0.0707);中华鳖总基因多样性为0.2368，种群内基因多样性为0.1699，表明中华鳖大部分遗传变异(71.75％)存在于种群内；有28.25％的变异来自种群间，种群间的遗传分化系数为0.2827，种群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分化；根据遗传距离，用UPGMA和NJ法进行聚类分析，表明太湖种群与日本种群聚为一支，台湾种群与乌鳖种群则聚为另一支，然后这两支再聚在一起。 2、利用线粒体细胞色素b基因序列对中华鳖4个不同地理种群的遗传结构进行分析。以特异引物进行PCR扩增，获得了408bp的基因片段序列。序列分析结果表明，在32个中华鳖个体中，共检测到17个变异位点，获得8种单倍型。日本种群的2种单倍型在其他3个种群中都未检测到，为该种群所特有。除日本种群缺乏主体单倍型外，其他3个种群均有主体单倍型Hap.1。乌鳖种群或台湾种群的单倍型类型都和其他种群共同享有，没有特异的单倍型。MP法和NJ法构建的系统发生树显示日本种群的两种单倍型以很高的置信度聚成一支，这与其地理分布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其序列差异可以成为种群鉴别的分子标记；另外3个种群的6种单倍型聚合成一大支，但同一个地理区域的种群并未聚成一类，未按照地理位置形成明显的地理格局。 3、腹部乌黑是乌鳖种群的主要乌质性状。酪氨酸酶是黑色素合成过程中的关键酶。本研究克隆并测定了中华鳖4个不同种群TYR基因第一外显子的核苷酸序列，并应用PCR-RFLP方法检测了TYR基因的多态性。扩增所得的696bp序列中共有13个多态性核苷酸位点，乌鳖种群的两个个体均在第186核苷酸位点出现相同的变异。根据第186位设计酶切位点，以检测TYR基因的多态性。虽然此变异位点是同义突变，对黑色素相关性状不直接起作用，但推测此变异位点可能与乌质性状相关基因紧密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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