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扬威于海外”的政治野心与日俱增。近在咫尺的泱泱大清在短短二十年间连续两次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割地赔款，极大刺激了日本的扩张欲望，使日本认识到炮舰外交是最好的外交手段。从长远角度着眼，“大陆政策”的启动之第一步就是必须先动一苇之航的朝鲜，这是其将来称雄亚洲的跳板。作为当时亚洲唯一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迫切需要发动一场战争来开拓海外市场和转嫁国内危机，侵略近邻朝鲜必须面对中朝间传统的宗藩关系，而这恰恰是日本“长远目标”的最大阻挠，担心重演历史上的“壬辰抗倭”，可以说这也是两种制度在近代东亚三国间一次大碰撞。1876年2月26日朝日两国签订的《江华岛条约》，使得日本终于迈出了侵略朝鲜关键的第一步，对近代东亚国际关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那么，长久以来一直尊奉中国为“上国”的朝鲜，面对所签署的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又在清朝那里得到了怎样的态度呢?支持?反对?亦或其他?中国清政府及李鸿章从中究竟饰演了一个什么角色，是否真如历史一直以来流行的观点认为的那样，他们对朝鲜进行了“劝告”?从前后事实的重新审视，我们可以看出，“劝告”之说实有纰误之处。清政府从中朝间传统宗藩关系出发，恪守这一体制下的行为准则，即对属国的外交政令不予干涉过问，这种状况直至1882年壬午兵变才有所变化。朝日缔结该约，彼时清政府面临许多外事，且棘手复杂，无暇顾及于此。分析当时相关的函文、信笺可以看出清廷对“云扬号事件”的明确态度，期盼朝方自行处理，立约或是谈判皆是其自主之事，“劝告”朝鲜和日本签约之说值得商榷。 本文以《江华岛条约》签订及与此相关的清政府和李鸿章的前后活动为主要内容，针对历来流行的“劝告”之说，结合历史文献资料进行考察和论证，力求左证出清政府和李鸿章并未向朝鲜进行过“劝告”去和日本妥协立约。本文主要内容包括六章： 绪论部分简要介绍本文的研究目的及意义、研究方法、研究现状以及有哪些新的突破等问题。 第一章：宗藩体制述略略述中朝宗藩体制的由来，在理论上总体把握宗藩体制下中朝两国长久以来的外交关系，它是清政府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的主线，故本文开宗明义做此言及。 第二章：朝日《江华岛条约》——近代中朝日关系之开端在日本国内大肆炒作的“征韩论”的煽动下，“云扬号事件”成为日本侵占朝鲜道路上迈进的第一步，随之产生《江华岛条约》。 第三章：中日就朝鲜问题首次交涉日本全权公使森有礼来华，就“云扬号事件”与清进行交涉。在交涉过程中总署衙门未曾以朝廷名义向朝鲜发出“劝告”，让其同日签约。重点阐释给朝鲜国王发的咨文，在其内容中实难看出“规劝”之意。在“宗藩体制”下，“其(朝鲜)外交政令，向由自主”是清廷处理属国问题的一贯政策。 第四章：李鸿章“劝告”了朝鲜?主要分析李鸿章给朝鲜太师李裕元的回信的内容，到达朝鲜的时间和《江华岛条约》签订的时间，凭此定为向朝鲜“劝告”不符逻辑，内容上也实难看出这层意思。分析日后朝美签约时李鸿章的外交辞令，完全是出于维护“上国”的名义使然。李鸿章本人有深深的“防日”意识，不能不顾及长远去“劝说”朝鲜与日苟且立约。 第五章：微妙的中朝关系当是之时，中朝传统“宗藩”关系已然出现间隙，朝鲜统治集团闵氏一党暗渡陈仓，有意向日本靠拢寻求妥协，清廷对此未曾闻听。及至《江华岛条约》已然签订，清政府也无力回天了。 第六章：维护宗藩——清政府同日本的外交折冲弈忻等人在同日方进行交涉时尚有针锋相对的一面，对日本的恣意妄为起了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作用，为维护宗藩体制尽了最大努力。 结论：廓清文章总体要旨，分析得证，清廷和李鸿章在朝日《江华岛条约》签订一案中，并未有“劝告”或“暗示”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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