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反思生活方式的哲学，理当关心人类的归宿，为人类构想美好生活，引导人类走向终极之善。哲学倡导善，但是恶作为善的缺乏、善的对立面却使人的生活支离破碎，破坏了人对生活的美好期待。当今社会历史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盛行，正反映了恶对生活和哲学的腐蚀。可是，恶并非当今才有，而是自人类诞生以来它就深深地扎根在社会和人性深处。它一方面阻碍着善的实现，另一方面也促使人反思自身和社会以及哲学，因而恶是哲学思想的关键点之一，成为哲学无法绕过的问题。 儒家和基督教作为中国和西方文化的两大渊源和精神支柱，自诞生以来就非常关注恶的问题，针对恶的来源和消除方式及恶消除后的结果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东西方文化的精神特质产生了重要的塑造作用。 关于恶的来源，儒家有着相对一致的看法，但以宋代理学的观点最为典型，论述详尽，颇具代表性。它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天理在人心中的表现，有善无恶。而气质之性是“气”所形成，合天理者就是善，不合天理者就是恶。因此，儒家认为恶来源于气质之性。基督教认为人本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造成的，因而是善的，独具上帝所赋有的自由意志，但由于“原罪的堕落”败坏了人的自由意志，使自由意志经常背离上帝之道趋向于恶，所以基督教将恶归源于原罪堕落中的自由意志。 在如何消除恶即去恶的方法上，儒家和基督教都从伦理道德、社会和政治等综合角度进行了思考。但总体而言，儒家以人性本善为依据，提倡“求诸己心”，即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返回到人的内心深处发挥人的善的本性，就可以纠正气质之性的偏蔽，从而消除恶。基督教则认为创世时人的本性是善的，但亚当堕落后人的本性被败坏、腐化了，自由意志作恶的倾向就扎根在本性之中，与本性共存。因此，人人自身无法消除恶，只有“神恩拯救”即上帝出于恩典降身为人以自己的牺牲来担负人的罪，才能消除恶。 去恶至善，是儒家和基督教的共同指向。儒家和基督教除了分析恶的来源及其消除方法，还将恶的问题作为一条线索贯穿在儒家和基督教的道德观、社会观、历史观乃至政治观之中。恶的问题深深地影响到儒家和基督教这些观念的形成和特点以及两者所设想的个体和社会的终极归宿，进而从恶的来源及其消除的角度推动了儒家和基督教的精神气质的塑造。这些影响的最终结果的最典型体现就在于所塑造的个体精神和所整合的人类社会形态，这也正是儒家和基督教的终极关怀之所在。 儒家为个体精神塑造出“醇儒圣人”的理想，基督教则以“第二亚当”作为新人类的形像。两者都要求“爱人”，但“醇儒圣人”是建立在人伦之道的基础上，“第二亚当”是建立在基督之道上。在人类社会的整合上，儒家以人伦之爱构筑“大同社会”，基督教以人神之爱设想“上帝之城”。“大同社会”要求塑造至善的人伦关系，“上帝之城”要求修复至善的人神关系。在个体精神和社会整合上，显示出在儒家和基督教的思想中人的不同归宿。 儒家和基督教，这两种文化的精神气质差异在恶的问题上已见一斑：儒家在自然本性上追求人伦规范和人生圆满，基督教正视人性的不足、追求人的拯救。虽然儒家和基督教有许多不同，但如果对两者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将会对今后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所助益。
NE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