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蒋介石“国族”思想及其在贵州的实践是中国近代民族史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问题，其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但学术界对此却一直没有给予客观对待。本文拟在深入研讨各种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当时国内外的历史背景，系统、全面地对这个问题做出分析。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探讨了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蒋介石的“国族”思想。本文认为，蒋介石“国族”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它有一个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其内涵主要包括领土统一、文化统一、经济统一及政治统一。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晚清以来的民族同源论、孙中山的国族主义思想、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思想、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的“国族同源论”。它反映的是一种文化认同和文化继承，并不是血缘上的真正同源，只是一种虚拟血缘关系，目的是消除各族间之隔阂、泯除各族间之畛域，团结各族，共赴国难。其作用与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第二，关于蒋介石的“国族”思想在贵州的实践。1944年底至1948年5月，任贵州省主席的杨森将蒋介石的“国族”思想全面付诸实践。杨森早年就认为民族危机与少数民族文化落后密切相关，主张通过民族同化教育进行补救，并在贵州安顺实行过民族同化教育。出掌贵州省政后，边疆民族危机依然严重。他认为贵州苗夷种族复杂，服装奇异，语言诘屈，不利于新贵州建设的实现，主张逐渐统一其语言、服装，并奖励各族通婚，以团结各族共同完成新贵州建设的任务。 蒋介石于1935年春到过贵州，认为苗民文化落后，要求贵州省政府推行教育，以使苗民文化赶上汉人水平。1946年4月视察贵州，又指示对边胞要注意“互相通婚，改良服装，统一语言等”。在蒋氏的指示下，杨森根据自己对贵州民族问题的认识及经验，提出“大同”、“进化”两大“理论”作为促进边胞文化之精神动力，并拟具了中华国族大同运动的理论体系，鼓荡人民确认国族同源理论。同时还倡导“中国化运动”。并依据国民政府的相关规定，制定了三项政策：统一语言，统一服装及提倡汉苗通婚。然后，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研究和宣传。另一方面，动用一切力量确保施行。 虽然杨森等人自称效果不错，但根据1949年以后的资料，杨森强制施行，造成种种问题，引起了不少抗议和不满，而且政策执行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成效并不大。时人对杨森的民族政策，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不过不是批评他否认少数民族问题，而是批评他承认贵州有少数民族问题。结合当时的国内外背景及前人的评价，我们认为，首先，应该肯定杨森在当时形势下的爱国行为。其次，对杨森能认识到民族一体化对国族认同与统一的重要性，也应予以肯定。最后，对杨森的急于求成和强制政策要给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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