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12-1931年的东北区域社会风俗呈现新旧交替、中西交汇的态势。作为中华风俗变迁的一个支流，其变迁的方向与全国大体一致，但也一定程度地显现出特殊性。这主要源于当时东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与中原主流的差异。从外来风俗的冲击力来看，甲午战后，伴随东北各商埠的开放，日本势力已经开始渐渐进入营口、丹东等开埠口岸。日俄战争后，在日本势力进入满洲铁路附属地以及旅顺、大连等城市，俄国势力进入北满中东铁路沿线以及哈尔滨等地的同时，西方近代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也随即进入这些城市和地区，给当地带来一股趋新之风，与原有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发生碰撞与交融。铁路沿线城市率先受到影响，进而逐渐辐射到市县乡村，人们的生活习俗与观念均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迁。且这一时期关内移民的大规模涌入，给这片黑土地也带来异乡的风俗。使东北社会风俗在融合东北传统地方文化、日俄文化、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胶东文化、鲁西文化、豫东文化、晋南文化、江浙文化、两湖文化的因子。从内部因素看，1912-1931年的东北地方政府在改良风俗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民众的社会生活以及风俗习惯具有一定的影响。如通过自开商埠、改造旧城和开发新城、招商引资、鼓励民族资产阶级绅商参与城市建设等一系列活动，使城市面貌大为改观，也使得民族资本主义得以迅速发展，从而促进了民众封闭保守的观念逐渐向开放的城市文化心态的转变。地方政府对于迷信旧俗的废除，倡导民众使用新历纪年等均对东北社会风俗的改良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内外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民国前期的东北区域社会风俗发生了前所未有之变迁。主要表现在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风俗与岁时节日、婚姻、宗教信仰、娱乐、语言等精神生活风俗等方面的变迁。这种变迁亦带动了社会风气、民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心态等一系列的变化。在东北社会风俗近代化的进程中，随之出现并加剧的是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诸如离婚，烟毒、赌博、娼妓，土匪，交通近代化进程中各种交通工具之间的矛盾等，这些都是东北社会风俗近代化过程中所无法避免的，亦决定了在东北社会风俗变迁进程中，文明进步与腐朽落后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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