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关于《青春之歌》的研究评论已经丰富可观，其阐释研究却相对薄弱；后者是探知民族期待视野流变与深化理解作品的新视窗，是文学研究范式的拓新。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接受变迁中，《青春之歌》所得到的批评和肯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性和独特性。受时代接受氛围和权威话语的影响，杨沫在创作文本的初期，认同了5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建立了以革命和阶级斗争为主导的叙事结构。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红色经典”再次风行之时，对革命意识形态重新确认，同时对于文本中突现的表现作家“成长”的“女性主义”再次成为了小说争论的焦点。《青春之歌》的意义潜能在接受中展现和丰富，同时读者群也在阅读中理解、解释作品和自身。 第一章50、60年代接受视野中的《青春之歌》 第一节文学界、读者接受视野中的《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各方的关注，特别是读者的喜爱。女主人公林道静的发式，围巾的样式都一时成为流行的时尚，成为当时年轻人纷纷模仿的对象。“读者认为这是一本好书，他们深深地喜爱它，并且从中吸取到精神力量和思想教益。”同时，文艺界对它也给予了广泛而充分的关注和重视。杨沫在谈到她写小说的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时，多半的言论是肯定的。当时对文本的评价也是肯定的，未出现较大的分歧。 1959年，郭开的文章把《青春之歌》推向了争论的风口浪尖。“小资产阶级感情问题”，“与工农结合问题”，“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等在他的论述中比比皆是。当时，茅盾、何其芳、刘茵等仍然对文本持肯定的态度。他们客观上对小说和作者起到了支持和保护作用，这在文学史上是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在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论争中，我们看到争论的双方所强调和看重的都是作品中传达出的教育意义，都是从政治的角度、阶级立场等方面，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谈论作品的，而不是从文学、从审美的角度和立场来分析小说。这种特殊的现象是当时“政治第一，文艺第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时代观、社会观的反映。 第二节影视接受视野中的《青春之歌》 小说发表以后，《青春之歌》被搬上了银幕。从小说到电影，意味着更大范围内的变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摄制的电影故事，并没有弱化电影的艺术功能，但却加强了电影与千百万观众之间进行交流的直观性和宣传性。电影超越了小说语言的限制，迅速地把革命的历史叙事、近期中心任务和党的各项政策方针，直接而深入地映现在众多尚处在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人们的头脑之中。 第三节作家自身对于《青春之歌》的修改 在杨沫看了《中国青年》和《文艺报》上关于《青春之歌》评论的文章之后，决定接受论者的意见，对小说进行修改，于1959年底将小说修改完毕，也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对于修改后的《青春之歌》的评论。对作者的改动，评论界最终以无异议的方式确定下来。但以文学创作的艺术标准来衡量改版后的《青春之歌》，可以肯定的说，杨沫的改动从整体效果上讲是不成功的，她所增加的章节完全游离于主题之外，其主导思想的空泛与阐发意识的强烈都削弱了作品的真实性而被带入公式化的轨道，原作所表现出的一些新探索皆淹没于理念束缚中，整部作品失去了鲜明的艺术个性。 第四节从共时的接受看《青春之歌》历史文化内涵 1957年反右运动的开展，使得“双百”方针的贯彻戛然而止，使创作者人人自危。“政治第一”的一元价值观对文学的干预迫使作家不断调整自身状态，以期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大多数作家都不得不放弃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自觉追随着运动锋芒，文学创作主体人格的失落和艺术个性的消亡在所难免。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的个性化也随着这种时局的变化而在文本的改写中游离出去，人物形象几乎成了“时代的传声筒”。而《青春之歌》恰恰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这就意味着其所处时代的复杂性决定了文学作品被接受的复杂性。“代言人”式写作往往因其要求体现集体意志的整一性，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抹平作家个人思想的独特性以及作品审美价值的独特性。 第二章80年代以来接受视野中的《青春之歌》 第一节新时期文化语境下对于《青春之歌》的接受 由于“‘十七年’文学中的爱情是政治的附属品，必须守制于政治并服从政治”，使得这部作品在“文革”时期受到了批判。70年代末以来，该书再次受到了关注、肯定和赞扬。到了80年代《青春之歌》的发行量却超过500万册，并被译成了十几种文字，走出了国界，在世界上也享有一定的声誉。一方面，文艺界的评论家们此时站在公允的角度，不仅仅从政治的立场出发，同时也通过对于其文学的艺术精神品位以及当时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重新对其有了新的批判。在比较了初版的同时，指出了修改稿中的不足和当时为迎合政治需要所做的修改，但还是在总体上给予了作品肯定。另一方面，杨沫又着手开始《青春之歌》续写的创作，《芳菲之歌》、《英华之歌》相继问世。 第二节当代文学史对于《青春之歌》的评价和接受 当时出现的一批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青春之歌》有着其他同类小说所不具备的独特性，这种独特之处正是它在当时倍受欢迎的重要原因。这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其一，《青春之歌》是当时少有的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内容上让读者感到新鲜，与一些同是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作品相比，它没有那么多严肃的、沉闷的阶级斗争内容，也不像它们那么火药味十足，而更多地继承了一些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小说的主题是表现知识分子从个人奋斗到集体主义的变化，这种主题在五四新文学、建国前的许多作品中得到一再重复，读者读起来有了相应的阅读经验作审美参照。其二，小说描写也相对细腻一些，接触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当时一些片面发展民族形式，尽量降低艺术水准的作品相比，《青春之歌》的艺术味相对较浓厚，也适合知识分子的阅读趣味。 第三节当代意识形态化对于《青春之歌》接受的影响 时隔《青春之歌》发表30多年后的80年代，也正是以人性、人情为关键词的新时期启蒙话语蓬勃高涨的时期，这种被学界称之为新启蒙的人文话语实际上与五四新文学在精神上和话语方式上进行了跨时代的多方面的沟通。对五四新文学精神和话语方式非常谙熟的作家杨沫对《青春之歌》故事进行改叙的基本理据和思想资源正是这种人文主义话语的充分体现。 第三章90年代接受视野中的《青春之歌》 第一节女性意识、“生命意识”的兴起 在当代文学史上，自建国的1949年到文革发生的1966年，这一期间被称为“十七年文学时期”。这一时期文学给人的印象是英雄的文本、革命的文本、无性的文本，所以作为文学一翼的女性文学始终没有被另提别论，以至有人认为“十七年”不存在女性意义上的文学。但“十七年”一定数量女性文本的存在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同时，“十七年”女性文本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诞生的，具有浮表层面和潜隐层面的多重解读性。所以，戒除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充分考虑“十七年”女性文学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我们方可发现，“十七年”女性文学一定程度上仍然在对社会生活和女性生活的文学表现中，或隐或显地融入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审美经验。在左倾思潮受到遏制，文艺政策重新调整的五六十年代之交，女性小说创作再次出现了小小的高潮，《青春之歌》在90年代又成为了“女性文学”研究的焦点。 第二节女性意识对于《青春之歌》的接受 在《青春之歌》中，杨沫在塑造林道静形象时既以战士的激情也以女性的柔婉细腻较为合理地展示了人物思想的转变过程中的细波微澜，如林道静在同余永泽离异时的道德焦虑，在初见江华时的少女心态等。在政治的夹缝中倔强生长着的“十七年”女性小说，曾以其丰硕的成果辉煌一时。经过岁月的汰洗，其文本中体现政治意识的内容已黯然失色，而其内蕴女性意识的部分愈来愈显示出其存在的价值。 同时，爱情话语在《青春之歌》中的突出特征，即它不是关于“男人与女人”的故事，而是关于“女人与男人”的故事，是相对于“男性欲望”的一种反模式，是以“女性欲望”为主的一种女性书写。女性的目光或欲望直接地通过全知视角与女主人公视角双重地投射于文本之中：女人是产生欲望的中心，而且是一个“好女人”，是一个“主体”的存在。而男人则是欲望的投射。或许这种过于明显的“套用”的确有落入男权中心“本质论”的陷阱之嫌，但建立与男性主体相对立的女性主体，以此来伸张女性的欲望，始终是女性书写中的一个有力的策略。 第三节当代文学史对于《青春之歌》的评价和接受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中，是这样阐释《青春之歌》的：“《青春之歌》是一部探索民主革命时期青年知识分子道路问题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以林道静的生活轨迹为主线，展现了她从争取个性解放到走向献身于社会解放的革命事业，最终实现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艰难旅程”。“这部小说要说明的林道静追求个性解放的归宿是，投身于社会解放事业，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青春之歌》的成就，在于富有层次地描写了林道静的成长道路，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主人公林道静告别旧“我”的复杂的心路历程，塑造了一个从追求个性解放到献身社会解放，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中华民族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其政治意义在于证明青年的人生追求和个性解放，只有投身社会解放事业，才能真正实现”。 “新增内容扩大了原作的生活容量，但描写不够成功，与全书不很协调，带有图解政治的某些斧凿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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