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王，他对现代文学的多方面作出了突破性的历史贡献。论文重点对沈从文跨文体，人物创作，叙事艺术以及湘西乌托邦理想化构建进行研究。 沈从文从根本打破了五四之后占主体地位的小说“结构、人物、环境”三分法的观念形态，认为小说是“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包括了“社会现象”和“梦的现象”两个部分，“必需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方可望成为一个小说”。沈从文认为小说应该“注入一种诗的抒情”，“文章更近于小品散文”，“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从而突破文体分类上的拘束，走向文体综合。论文不仅对沈从文跨文体创作在宏观理论上作出了准确的把握，而且结合沈从文创作实际，分别对沈从文小说的“诗化”，“散文化”，“戏剧化”和多种文体综合写作进行具体深入论述。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亦颇多创新。譬如指出沈从文都市题材小说的诗化，这是一般关注不够的。而湘西题材小说的诗化，不仅指出其诗化，而且还指出其诗化的变迁过程。论述沈从文小说的散文化，分为早期和成熟期两个阶段进行论述，特别是展现了各种不同观点对沈从文早期小说散文化认识的分歧。在论述沈从文小说的“戏剧化”时，颇有新意地指出沈从文存在“莎士比亚”戏剧式小说，“三一律”戏剧特征的小说，以及小说中出现戏剧才有的科白这种戏剧与小说体裁混杂的小说。在沈从文多种文体综合写作的论述，既指出沈从文小说多种文体综合，还指出散文传记与小说的文体综合，同时对文体综合的积极意义作出恰当的评价。沈从文把各种文体各种形式有机融合在一起，充分发挥诗歌、散文、戏剧、小说故事各种因素各种文体的优长，扩大传统小说的文学形式和体裁范围，实现对传统小说写法的打破，创造为现代思想内容服务的新的文学形式。 沈从文在人物创作中坚持“更有人性，更近人情”的如实书写，他不受“一个时代的趣味”，“一时兴味”所拘束，为现代文学艺术长廊贡献了许多具有人性深度的不朽艺术形象。论文探讨了沈从文七种“更有人性”的书写方式。特别提出只有理解沈从文“更有人性”的如实书写才能更好地理解沈从文创作，并由此对一些被误解的作品进行了一番新的解读。沈从文在表现人物“晴感发炎”的过程中作了极其细致而微妙的描写，深达人物潜意识。论文特别细致地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对沈从文小说人物描写进行了新的解读，读出了新意，加深对沈从文小说人物潜意识性心理描写的理解。沈从文潜意识性心理描写的杰出成就，不仅使人物获得了真实性和深度感，而且大大推进了中国小说人物创作现代化转型，为中国文学人物表现现代化发展道路大大向前推进一步。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心性天然素朴，与环境背景融为一体，人物行为保留高度的原生态性，这一切都使人物“始终能保留那个物性天然的素朴”。沈从文在人物表现上深谙艺术辩证法，他超越艺术常规“从反面写”，在人物描写典型化与类型化的辩证关系中注重类型化的重要作用，在重大紧要事件与琐碎小事的关系处理上，着重点描写琐碎小事，重大紧要的事件反而一笔带过，特别是他“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表现的”。正是由于沈从文掌握了人物表现的艺术辩证法，使其人物塑造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论文对这些人物表现手段和方法都进行了扎实深入的论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认识。 沈从文叙事艺术研究认为沈从文小说叙事艺术是中国现代小说叙事艺术的最高峰，但也有一个由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直至完美的过程。论文突破了通常的将沈从文小说按题材分为都市与乡村两部分，而别有新意地从叙事视角上，按沈从文小说中“自己的成分”的多少划分为叙述的“有我”与叙述的“无我”。认为叙述的“有我”由于受到自身生活的束缚，特别是追求小说的真实性、感染性和趣味性而不免带来叙述上的琐碎，拖沓，冗长，而叙述的“无我”的小说，作者就能与“自己分离”，“冷眼的作旁观者”，追求小说的艺术性，由此一扫“自己成分稍多一点的”小说的那种令人腻烦的哕嗦散漫、拖沓琐碎，而让人感到艺术上的明净节制，挺拔劲爽。论文还深入地分析了沈从文故事的讲述的艺术成就。沈从文成熟期创作，叙事主体“我”逐渐退隐，更多采用了人物叙事和全知叙事。沈从文的全知叙事又表现为三种全知叙事类型：“编辑者全知类型”，“中立的全知类型”，“戏剧式”类型，特别是沈从文成熟期全知叙事与人物叙事经常相互切换，呈现出全知叙事与限制叙事相交织的叙事视角，有力地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论文还分析了沈从文的童真叙事与客观叙事这两种态度，认为童真叙事具有亲切，真实，复调，反讽的效果，客观叙事坚守艺术的节制原则，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叙事艺术健康发展作了贡献。叙事结构研究则探讨了沈从文早期小说创作的随笔化与散漫化，研究了沈从文小说十二种开头方式，对沈从文成熟期小说的两种结构方式：散化的结构与情节的突转，平铺直叙与内在张力作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叙事时间研究则对叙事时间的放任自流与精巧安排，叙事速度与生活的“常”与“变”，单一叙事与反复叙事都作了创新性的论述。 湘西乌托邦世界是沈从文为中国现代艺术贡献的一座艺术丰碑，同时也是一颗熠熠放光的人类艺术明珠。论文创造性地提出沈从文构建“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是‘人性’”，以及艺术情调上的牧歌气息在内在本质上与近现代欧洲古典希腊理想化思潮及创作相契合相一致。沈从文企图以古希腊优美健康的人生形态以及充满牧歌情调的艺术格调为榜样，努力构筑湘西乌托邦想象世界，为现代中国树立一种人格范式，为现代中国艺术发展寻求一种艺术资源。沈从文从两个方面构建湘西乌托邦：一是从时间上，将时间推向久远的苗族“光荣时代”；一是在地域空间上，将理想人生形式置于湘西边地，从而进行理想化的人生演绎和最动情的人生抒写。《边城》是沈从文最用心最执着地构筑的人类理想化的乐园，是湘西乌托邦牧歌想象最为杰出的代表。《边城》的悲剧，不仅是一出社会悲剧，而且也是一出希腊式的命运悲剧。论文还对沈从文牧歌情调的取得，从自然环境、社会生活、文化基础、生命形式以及先锋表达等五个方面进行扎实深入的论述，论文最后认为沈从文是中国最伟大的牧歌体小说家，中国牧歌体小说在他的手中得以最完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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