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共产党社会公正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特点、社会环境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对社会公正的概念、建构基础、主要内容、功能定位、实现手段、判断标准、解决措施等问题的解读而形成的相对完整的、系统的思想体系。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唯物史观作为建构社会公正思想的理论基础,认为社会公正思想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其内容只能来源于社会存在,只能是人们在社会物质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分配关系在人的头脑中的主观映像。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主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了包括社会公正思想在内的社会意识的发展变化。 中国共产党还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其自然属性而是其社会属性,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合理配置只能存在于人的社会属性即人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之中。离开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条件,无法正确解释什么样的行为是公正的,什么样的行为是非公正的,也无法正确解释在某种条件下或某些人看来属于公正的行为和事件在另外的特定条件下或另外一些人看来却是非公正的。正是以人的社会属性为理论起点,中国共产党建构了社会公正思想的逻辑体系。 在建构社会公正的制度基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非公正的社会制度,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仅引发了日益严重的道德公正问题,产生了人的异化现象,而且无法合理配置其创造的社会生产力,不能保证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反而使其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遭到人为破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在社会经济中居于主体地位,依靠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剥夺他人劳动成果的经济基础已经从根本上动摇,初步具备了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的物质基础。另外,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权已经掌握在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初步具备了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的政治基础。所以,建构社会公正的制度基础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所阐述的社会公正的主要内容概括为起点公正、过程公正、结果公正。中国共产党认为,起点公正在社会公正体系中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起点不公正,决定了社会不可能公正。因为社会资源配置之前人们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对该配置结果产生了显著的叠加效应,那些拥有社会资源的人以较小的贡献而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而未拥有社会资源或拥有较少社会资源的人则以较大的贡献只能获得相对较少的社会资源或根本无法获得社会资源。但是仅仅有起点的公正,也无法保证整个社会公正的必然实现,因为起点公正只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先决条件或前提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所以,实现社会公正,除了要求起点公正之外,还必须进一步要求过程的公正。 过程公正就是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过程中运行规则和运行程序的公正。其中,规则公正是过程公正的实体部分,是过程公正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程序公正是过程公正的形式部分,深刻影响着过程公正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规则公正离不开程序公正,否则就会变成难以实现的僵死的教条,程序公正也离不开规则公正,否则会因为缺乏具体的公正内容而使过程公正变为空洞的躯壳。 起点公正与过程公正的相互匹配仅仅为实现社会公正准备了可能性,在现实性上并不必然导致一个公正的结果。因为起点公正和过程公正二者内部、二者之间的非匹配性,或者起点公正和过程公正以外的其他众多变量都会对公正结果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或者产生非公正结果,或者使原本公正的结果的畸形发展。因此,要保证结果公正,需要进一步对非公正结果进行再调整。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公正的功能定位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属于激发革命的功能定位阶段;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召开,属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定位阶段;第三个阶段,从党的十六大召开至今,属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功能定位阶段。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看，社会公正无疑更加具有“目的”的意蕴。中国共产党不是为了革命而革命,也不是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是为了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使全体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但是,从特定的历史情况看，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必须首先保证革命的成功,社会革命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第二、三代领导集体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必须首先进行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前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公正的功能定位更多地具有“手段”色彩,即社会公正主要是外在于某种社会目标以及实现某种社会目标,如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手段。在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之时,社会公正是激发革命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手段。社会公正之所以必须,不仅仅在于社会公正本身,在更大程度上在于它是实现某种社会目标的需要。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社会公正的功能定位的“手段”色彩逐渐消退,“目的”意蕴日益扩大。换而言之,社会公正本身也是目的,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目标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从价值层面看，社会公正具有比其他社会目标更高的社会价值。所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实现了社会公正功能定位的历史性转变,即从“激发革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到“促进社会和谐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关于社会公正的实现手段,中国共产党认为,实现社会公正的手段主要有三个方面,即革命与阶级斗争手段,改革与发展手段,计划与市场的手段。其中,前两个方面——革命与阶级斗争手段、改革与发展手段——存在着时间上的前后相继关系,而计划与市场手段则与革命与阶级斗争手段、改革与发展手段存在着时间上的共存、兼容关系。 “革命与阶级斗争手段”和“改革与发展手段”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和适用范围。一般而言,前者是在社会分裂为尖锐对立的阵营,统治阶级不愿意进行任何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变革,而不变革社会制度,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情况下运用的。改革是在社会制度已经发生根本变革,生产关系从根本上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之间的利益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由于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不完善、不协调,或者由于人们思想观念不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客观环境而表现为僵化保守、不接受新生事物等等条件下运用的。暴力革命能够如秋风扫落叶一样,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涤荡和净化,社会公正从根本上得以实现。但革命与阶级斗争却无法解决社会制度根本变革后的具体的社会公正问题。因为具体的社会公正问题往往存在于阵线不甚鲜明,甚至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犬牙交错状态。在某种利益上,某一群体可能是不公正的受益者;在另一种利益上,某一群体可能又是不公正的受害者。所以,在社会制度已经从根本上发生变革,相对公正的社会制度已经取代了相对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只能用改革手段解决具体社会公正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认为只有从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人类的具体生产方式出发,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社会公正,才能对社会是否公正作出一个科学的判断。 概括而言,中国共产党社会公正的判断标准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即生产力标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标准、历史标准、整体标准。其中,生产力标准是判断社会是否公正的最根本标准,因为离开生产力的发展,任何社会公正的实现都会因为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而崩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标准是判断社会是否公正的最终标准,因为实现社会公正的最终目标和最后归宿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离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公正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历史标准和整体标准是判断社会是否公正的时间和空间依据,因为任何社会公正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并存在于特定的空间之中。 把生产力标准作为衡量社会是否公正的最根本的标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公正判断标准与西方传统的社会公正判断标准的重要区别。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所强调的生产力,既是哲学理论层面的抽象生产力与实践层面的具体生产力的统一,也是物质层面的生产力和精神层面的生产力的统一。 当然,生产力标准只是判断社会是否公正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如果一个社会的各种制度安排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或者在与其它制度安排的比较中不能更好、更快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可以断定该社会的制度安排是不公正的。但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甚至能以较快速度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并不一定是公正的,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虽然对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以来在推动生产力方面的巨大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但却认定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使发展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而是无可挽回地通过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来破坏已经创造出来的生产成果。所以,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公正,除了看其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还要看生产力发展的成果能否为广大人民所共享。 生产力标准和人民根本利益标准既有明显的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生产力标准强调的是物质基础,具有“本源”性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标准是对生产力发展所获得的物质基础的分配,具有“结果”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在论述社会公正的判断标准之时往往把二者结合在一起,既高度重视物质基础的本源性作用,又高度重视对所获得的物质基础进行公正分配的归宿性作用。也就是说,在生产力既定的条件下,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公正,要以生产力发展的成果是否为广大人民所共享为标准。而在生产力发展的成果能够为广大人民所共享的条件下,要以哪种社会能够促进生产力更快更好地发展为标准,抽象地、孤立地看待生产力标准和人民根本利益标准都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社会公正问题主要包括政治公正问题、经济公正问题、思想文化与教育公正问题。政治公正问题主要表现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尤其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的作用尚未到充分的发挥;腐败现象和各种不正之风在一定范围内滋生蔓延;城乡居民在享有公民基本权利方面出现较大反差。经济公正问题主要表现为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偏高;城乡居民之间、企业职工与非企业职工之间、企业核心层与普通职工之间、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悬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明显失衡。思想文化教育公正问题的主要表现可以分为思想文化方面的表现和教育方面的表现。其中,在思想文化方面,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在意思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好人主义等错误思潮泛滥,社会道德失范。在教育方面,社会公正问题主要表现为教育资源配置、教育机会以及教育负担的不公正。 与社会公正问题的表现相对应,社会公正问题的产生原因也包括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思想文化与教育原因。从政治方面看，社会公正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制度设计中的某些缺陷,尤其是监督制约机制的某些缺陷。从经济方面看，社会公正问题的产生既有经济收入分配状况内在发展规律以及第一、二产业发展变迁的规律等方面的原因,也有以市场经济的排斥功能和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占有之间的非良性互动为重要特征的经济运行方面的原因,还有新旧社会保障模式转型与社会保障水平的过度、适度、不足、缺位为重要表现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型方面的原因。从思想文化与教育方面看，思想文化建设的相对滞后,新旧思想和新旧道德体系的转型,既有的教育不公正以及教育产业化思想和政策的推动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社会公正问题的产生。 中国共产党认为,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实现社会公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采取综合性的政策措施。具体而言,在政治方面,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建立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包括决策前的广泛的信息咨询机制、决策中的民主监督机制以及决策后的信息反馈机制。在经济方面,既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引入市场机制,打破行业垄断,实现经济分配前提的公正,又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实现经济分配规则的公正。同时,还要建立完善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经济分配结果的公正。在思想文化方面,既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又要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风尚和扶贫济困、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在教育方面,既要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实现教育内部结构资源配置公正,又要推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建设,防止因贫失学现象的发生,确保教育机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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