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下,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展开了旨在改变长期以来建立在韦伯官僚制理论基础上的传统行政模式,塑造一个更有效率、更负责任、更有服务品质的顾客导向型政府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围绕这一目标,新公共管理运动首先改革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要求政府进行角色转换,从原来的划桨者变为掌舵者,从而打破了行政管理主体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垄断优势,为进一步提高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服务能力,为广大公众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公共服务,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纷纷对某些特殊职责和专业性强的政府职位实行了合同制管理模式,采用业务外包的方式将许多原本属于政府管理范围内的事情外包给社会,即提高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又降低了政府运行成本。 自2001年加入WTO后,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对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现有的公务员体系带来严峻的考验。为了迅速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政府需要吸收大量优秀人才参与到公共管理中来,但由于我国现行公务员制度不能体现专业人员的水平和价值,无法满足政府专业技术人员的发展需求,政府机关在高端人才的争夺战中处于明显劣势,一方面无法吸引优秀人才的加入,另一方面造成现有技术人才大量流失。政府公务员队伍中人才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国际金融、信息技术、国际贸易、高新技术等领域的高端人才严重短缺。而聘用临时工作人员正好可以弥补现有公务员队伍行政能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公众的公共服务需求呈现的多样化、无序化,依靠一个常任的庞大公务员队伍来提供公共服务日益成为“出力不讨好’,的做法。公务员聘任制所雇佣的临时工作人员有着常任公务员队伍所不具有的优点,他们能够随着公务的季节性变化而调整自身的规模,同时,逐渐成熟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多元的价值取向也为公务员聘任制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在当前的时代大背景下,国内学者和行政人员大胆吸收借鉴西方实践经验,进行了一系列了的创新。2002年吉林省政府出台了《吉林省人民政府雇员管理办法》,并于2003年6月面向全国公安系统公开招聘3名政府雇员,开了政府雇员制的先河。随后,深圳、珠海、上海、武汉等地纷纷尝试政府雇员制,如湖南省长沙市政府于2004年7月公开招聘专业人才,首次招募的四个职位是长沙市外侨办提供的日语、法语、德语、韩语各一人；2004年9月广东省珠海市政府开始公开招聘政府雇员,职位是珠海市统计局计算中心的计算机软件编程工作；江苏省无锡市政府更是以50万元年薪向海内外招聘市首席科学技术顾问等7个特聘岗位人员；湖北省武汉市政府也于2004年正式开始实行政府雇员制,拟从海内外招聘一批具有财税、金融、信息、法律等专业知识的急需人才。 政府雇员制打破了传统录用人才的办法,它通过市场化、契约化的方法解决了政府人事制度中待遇偏低、用人机制不灵活这一政府吸引人才的瓶颈,为政府拓宽了吸纳优秀人才的渠道,一度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但在实践中,由于政府雇员制存在受雇人员身份不明确,不能产生“鲇鱼效应”；雇员薪金费用过高,应用范围有限,在基层政府难以推广；缺乏科学的录用标准和考核程序,为政府官员提供了滋生腐败的土壤等一系列问题,使政府雇员制在实际中执行困难,最终归于沉寂。 2006年1月1日正式执行的《公务员法》充分吸收政府雇员制的相关经验,从法律上规定了公务员聘任制,为新公共管理理念在中国实践迈出了新的一步。2007年11月,深圳市人事局发出公告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环保局、市人防办、市高新办、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市规划局等多个单位面向社会招聘41名聘任制公务员；2007年12月14日,上海浦东新区拿出金融规划、城市规划、土地规划、学前教育、教育规划、科委主任助理等6个专业性较强、人才紧缺的高层次职位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公务员。继上海浦东、广东深圳之后,各地也纷纷结合本地实际试行了公务员聘任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当然,公务员聘任制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诸如制定政策时存在脱离实际,存在盲目吸引人才的现象、缺乏配套法律规范,不利于制度的有效落实、缺乏日常管理机制,易造成公务员聘任制失灵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靠对公务员聘任制的修补完善就可以改观的,而应从加强我国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法治化的高度和制度创新的层面,深入研究我国公务员聘任制实际运行环境,从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聘任制度。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出对策:一是主张要合理确定拟聘岗位范围,明确岗位职责与权利,使招募来的公务员能干好事、干成事；二是加强公务员聘任制的配套制度建设,建立切实可行的《聘任制公务员管理暂行条例》,大力推进行政程序制度建设,保证公务员聘任、管理过程的规范性；三是加强对聘任制公务员的日常管理,要在避免盲目招聘的同时,制定切实有效的薪酬制度及合同管理制度,保障受聘人员能充分施展才华,做到“人尽其才”。希望本文能对现行的公务员聘任制有一定的实践启示作用,完善中国政府人事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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