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庄子》一书不仅思想深邃幽邈、发人深省，其表现形式更是绚烂多彩、奇特超拔。诗意地说、思辨地说、逻辑地说在其哲学中彼此交融，形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的特点。占全书十之九的寓言，不再是表达思想的一个环节，而是思想的直接载体，承负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双重使命。寓言中最具表现力、推动寓言情节不断发展的关键力量--典型形象，因而成为理解《庄子》思想的重要环节之一。在众多形象中，“孔子”备受青睐，不仅频频出现在寓言中，且形象饱满鲜活、丰富多彩，对《庄子》思想研究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整体上说，《庄子》一书中的“孔子”形象可分为两类：一，被寓言作者嘲讽和批评的孔子形象；二，作为道家代言人的“孔子”形象。但此二类“孔子”形象在《庄子》内、外、杂篇又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本文分别以《庄子》内篇和外、杂篇为两个基本研究单位，对《庄子》中的“孔子”形象予以系统、详尽地分析，以期通过探讨“孔子”形象进一步分析庄子思想的特点、理清庄学发展演变的脉络。 对现实与人生的彻底绝望、对人类痛苦的深刻反思，使庄子形成了不同于传统隐士的游世思想以及心灵转化的精神追求。这两者均表现为与现实的彻底疏离。所谓彻底疏离，不仅是对现实观念与制度的抨击和破坏，它更多的表现为一切都无所谓的不认真。这一态度一方面使庄子具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胸襟，其理论不是针对某个人或人间世的某种理论，而是针对固有世界中的秩序意识，以“人”和整个人间世为对象，而与人间世中任何具体事务无涉。所以，内篇对孔子批评的态度相当温和。另一方面因为庄子思想那种与众不同的特点，也使其阐述行为面临一种言说困境，即正在说不可说。因此，庄子在阐述思想的过程中更多地运用了否定式的语言、戏剧化的寓言情节和跳转性的思维方式。内篇代言的“孔子”形象就是庄子这一特殊释理方式的产物，他是庄子瓦解人间世中“认真态度”的重要工具，在思想阐述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外、杂篇对现实与人生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不再致力于对突破和超越精神的继承与发扬，而是集中精力进一步阐发和完善由庄子思想中得来的、他们自以为正确的宇宙观、认识论、价值论等等，并企图以新的观念和标准影响人与人间世。外、杂篇对人间世的态度因而由内篇的戏谑转变为认真，成为与儒、墨同一性质的俗世思想。在此基础上，外、杂篇的思想倾向出现了分流： 一系承继了内篇不关心实际事务的宗旨，对“孔子”的嘲讽以及对真实孔子的针对性不强，却又因未能彻底超越自我而陷溺于是非之争，难免流露出抑儒扬道的情绪。内篇为实现庄子自我否定的代言“孔子”，在这里则一方面因寓言作者对现实与人生不再彻底的拒绝而无法体会其代言的深刻意义，被发展为明哲形象；另一方面因为庄子思想的世俗化，庄子后学在阐述思想时有借助明哲的需要，而成为代言的圣哲被拉入道家阵营。 另一系则希望用庄子思想对人生困境和现实问题提供切实的帮助，其对“孔子”的批评和以“孔子”代言都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一方面，他们认可“孔子”所昭示的权威性和思想意义，以“孔子”代言儒道合流或道法合流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他们以由庄子思想发展来的自然人性和自然秩序为模版，对孔子仁、义、礼、乐对人性的矫伪大加批评；对孔子仁义礼乐破坏古朴、和谐的自然秩序大力抨击；对孔子不知顺物自然、因时而变详加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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