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研究试图围绕着“典型化”所发生的各种日常生活的故事来展示这种生活中的政治,通过解构这些蕴藏丰富权力转换的事件来还原事件中的权力关系。通过展现城市基层日常生活中“制造典型”的运作过程和实践逻辑,本研究揭示了当下邻里政治蕴涵的“典型化”运作这一隐秘逻辑。 在行文结构上,第一章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回顾相关研究、清理重要概念；第二章主要介绍研究的视角、方法和论文结构；第三章阐述了作为邻里政治的“制造典型”在国家政治中的位置,“居委会-典型群众-居民”的“二次动员”,以及居委会在邻里政治中的实际动员方式和权力操作策略；第四章着重研究“典型群众”在基层社会的社会类型、群体特征,及其在典型化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第五章关注法理维度的邻里政治,分析了业主维权过程中的“典型化”策略,探讨了城市基层邻里政治中存在的“二元区隔”现状及其成因；第六章得出本研究的结论,并进行延伸讨论。 从自上而下的视角看,活跃在基层社会的“典型创建”运动及其“典型化动员”过程,是国家出于政权建设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安排,呈现出“居委会-典型群众-居民”的传统动员路径,贯穿于其中的重要因子是面子、人情、互惠、信任等地方性社会资源；从自下而上的视角看,频繁上演的业主“维权典型”事件及其“问题典型化”过程,是商品住宅区业主出于利益合理化需要的自下而上的策略性推动,展现出“业委会-维权骨干-业主”的志愿参与路径,贯穿于其中的核心要素是利益、财产、规则等权利因素。无论是自上而下的视角,还是自下而上的视角,邻里政治的“典型化”策略呈现的两种不同形式和运作逻辑,从根本上彰显了邻里政治的二重维度,即以居委会为中心的“情理政治”和以物业运作为中心的“法理政治”。 邻里政治的“典型化”运作,呈现出微型权力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实践中的运行实态。经由居委会-典型群众-居民的“典型化动员”,以及商品住宅区业主出于利益合理化需要的自下而上的“问题典型化”,是邻里空间呈现的“典型化”策略的两种不同形式。 城市基层社会的“典型创建”运动,具有强烈的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家动员、群众参与的传统色彩,继承了共产党革命斗争传承下来的政治文化遗产。为了通过“自愿”方式完成上面的“强制”目标,基层政权代理人必须运用非常高超的权力运作技巧,开展经由居委会-典型群众-居民的“二次动员”:居委会运用“话语转换”、“化公为私”、“主动示弱”、“情感投资”等权力技术,既借用原有行政组织网络的强大动员力量,又利用基于人情的地方性互动网络等非正式因素,进行日常权威式动员,将社区居民纳入社区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之中。典型群众通过“制造公共话题”、“典型仪式表演”、“日常话语传递”等典型手段,将“上面”分派下来的“创建”任务融入到邻里日常生活之中。居委会的动员能力以及“典型群众”的工作效率,都与他们对人情、面子、互惠、信任等地方性社会资本所进行的“投资”,以及由此而来的“投资回报”紧密相连。 业主维权行动的核心议题在于“问题典型化”。无论是业主委员会的组织动员,维权骨干、意见领袖的“以身示范”,还是广大业主参与的“闹”、“缠”日常生活抗争,都是围绕着“问题典型化”这一议题展开,笔者甚至认为,业主维权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取决于能否实现小区问题的“典型化”。“问题典型化”是指这样一种局面和状态,即小区存在的问题在业主中形成共识,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的必要性不仅已经被业主充分认识到,而且已经引起相关政府部门、开发商、物业公司的关注,被迫纳入其议事日程。从存在“事实问题”、到制造“典型问题”、再到“问题典型化”的过渡不是自然而然的,而需要一些催化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维权骨干和积极分子的参与和推动,以及小区业主的公共参与意识和维权意识,等等。 邻里政治的“情理取向”和“法理取向”,分别体现了当下基层社会治理的两种不同逻辑。在本研究中,“情理政治”实践的核心在于人情、面子、互惠、信任等地方性社会资源在动员者和被动员者之间的运作。居委会、典型群众与普通居民之间的“情感投资”所形成的私人交往关系及其伴生的互惠回报关系,成为决定“上面”下派的任务能否完成的关键因素。而“法理政治”实践的核心在于利益、权力、规则等因素在物业公司、业主、房地产商等权利主体之间的博弈。在新型商品房社区发生的业委会选举、业主维权等“事件”及其运作过程和实践逻辑,成为邻里政治展现的“法理维度”。作为邻里政治的另一层面,由业主们导演的“法理政治”,主要以利益相关性为前提,受特定社会日常生活问题性导引,各相关私有产权人多元参与,在利益、权利、规则间内在关系的约制下,与政治国家、市场企业发生复杂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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