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如果从中国现代化史的视角进行观察,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向题,就是在西方工业化冲击下,农业破产,工业发生,然后再振兴农业,促进各个产业协调发展。这个过程几乎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始终。 在这个过程中,近代启蒙者最先觉悟的有孙中山、郑观应和罗振玉等。孙中山由于后来主要从事政治变革而无暇顾及农业振兴；而郑观应虽然在力主商战的同时,注意农业、农村的恢复和振兴,然而他毕竟是一个洋务思想家,更多的关怀还是在工业特别是民族工业的发生发展上。 真正身体力行致力于农村复兴、农业重振的是罗振玉。他于1897年在上海创办的农学会和《农学报》,真正开启了国人对域外农业、农村、农学的认识。这个学会坚持数年,后来逐步收归官办,影响深远,各地自愿加入成为分支机构者不在少数。至于《农学报》,在它长达数年经营过程中,以翻译为主,向国人介绍了近代东西方国家在农业科学、农业经济、农业技术、农业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成为近代中国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专业刊物。 然而,对于罗振玉在新农学传播,农业复兴和农村振兴活动中的贡献,可能是其后来的政治、学术经历太过复杂,人们对其这个早期经历往往视而不见,忽略不计,即便是专业性很强的“近代中国农史”之类的专著,也大而化之,重复常识,沿袭错误。 本文根据可信文献梳理出罗振玉创办农学会、《农学报》的大致脉络特别是人际关系,考订这项新事业在当年牵涉中外一系列学者、官僚的心。本文共分十节。第一、二、三各节主要是考订罗振玉振兴农业、传播新农学的大背景；第四节考订农学会创办始末,再现这个复杂而有趣的过程；第五、六节探讨《农学报》的创办及经营原则、办刊方针；第七节爬梳罗振玉在《农学报》期间所发表的文章和表达的主张；第八节主要研究各个重要译手在《农学报》上的翻译,通过这些翻译观察《农学报》为近代中国传递了哪些新知识；第九节分析农学会主持的《农学丛书》状况；第十节其实是个“余论”,主要交代罗振玉在“后农学会”时代的政治、学术趣味和人生大致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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