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第四种剧本”是“十七年”文学中特殊的文学现象之一。它发生在1953-1957年。因为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特殊的作家心态,这批剧本表现出了独特的面貌。但在当代文学史上,出于建构历史的需要,“第四种剧本”一直被当作“异端”来看待,它的异质性几乎成了其独特面貌的全部内涵。二元对立思维造成了这种片面的认识。因此,对“第四种剧本”的研究要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注意到多因素互相缠绕的状况,在深度和广度上追求一定程度的突破。异质性与一体性两方面综合起来生成“第四种剧本”在文学史上的完整意义。“第四种剧本”的主题是多重的,人物是复杂的,风格是多样的,写作姿态也并非单一的。 “第四种剧本”是新中国文学自我建设和受苏联影响的结果。它坚持和修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集体化创作与个性化创作的结合。“第四种剧本”作为“重放的鲜花”对新时期的戏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为“实验戏剧”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自由和创新。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第四种剧本”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精神状况的艺术写照。这就是“第四种剧本”在新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