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等人的著作，在大陆出版以来，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研究的范围与对象上，也体现在研究方法与研究策略上，甚至在一些学人语言表述的风格上，都可以见到他们话语风格的影子。我们必须承认，一方面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的译介，确实对我们开拓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吸纳丰富我们的历史文化语境，都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影响日趋加大，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成为了一个学术共同体。在他们中间有着基本一致的研究范式，形成了比较稳固的研究模式。当我们在大量译介借鉴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时，却不对他们业已形成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模式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而直接仿效他们的学术研究路数，这种借鉴就成为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一方面表现为我们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语境的“双重隔膜”，既与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和历史语境的产生隔膜，又会因盲目仿效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而脱离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历史语境；另一方面，在“话语”被普遍认定为是一种“权力”的情况下，海外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日渐强大的话语力量，我们对其不加反思性的批判，也会造成我们对其研究话语亦步亦趋，丧失我们自身的“学术自主性”。 从第二次“西学东渐”开始，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的著作，就源源不断地被译介到大陆来，近年来这样的译介更成规模化、系统化了。面对如此众多的、纷繁复杂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因为笔者的能力与阅读的限制，只选择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三人，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努力尝试对他们的著作进行一些理论性的分析，辨析他们的学术理论渊源和文学评价标准的价值基础，阐述他们对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以及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与其展开的各种“对话”。 第一章主要探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自身的理论资源和价值基础，以及《中国现代小说史》与大陆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关系。第一节通过分析夏志清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背景。指出“纯文学”的审美旨趣、战乱流离的“历史心结”和冷战政治的“偏见”，三者在夏志清的思想意识上不断重合叠加，相互糅合，构成了夏志清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最主要的“思想背景”和“历史认识”；第二节通过分析夏志清与西方文学批评的关系，指出夏志清的文学史观和批评标准，深受西方文学批评的人文主义“大传统”和阿诺的、利维斯等人的“道德批评”的影响，其对“文本”极强的解读能力，也是受“新批评”派之惠。第三节主要探讨夏志清的文学史观与他建构《中国现代小说史》之间的关系。第四节、第五节探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深远影响，及其与大陆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二章主要是分析李欧梵对“现代性的追求”和对都市文化的建构。“现代性”可以说是李欧梵学术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第一节主要探讨现代性的“物质基础”，即李欧梵所关注的传播媒介和批评空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所产生的重要作用。第二节是通过分析李欧梵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指出李欧梵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分成两种风格，一种是以多愁善感的颓废型，另一种的是生机勃勃的飞扬型。在李欧梵分析的七位作家当中，有四位非左翼作家，三位左翼作家。他在论述非左翼作家的时候，主要是侧重在考察作家个人的精神世界中的浪漫主义气质，及其在作家创作中的产生的影响。但是，在论述左翼作家的时候，他就不再单一地讨论作家的浪漫主义情感与气质了，而是结合作家政治立场及其日后在“左翼中国”的人生遭际，指出浪漫的“左翼”是将作家的情感“政治化”，并且在后来的社会主义中国，浪漫的“左翼”作家们的热烈情感和主观自我，不断地受到批评和清算。因此，我们指出，李欧梵从政治立场上和历史命运中，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做出非左翼和左翼的划分，不是十分恰当妥帖的。第三节主要分析李欧梵对鲁迅作品中表现出的“黑暗”与“颓废”的论述，指出其在解读鲁迅思想中的“矛盾性”过程中，拆解了那个不断被“神圣化”的鲁迅。李欧梵对于鲁迅进行的“拆解性”解读，则明显地带有着“后现代主义”的痕迹。他所要质疑的就是一个“整体性”的鲁迅，一个“本质化”的鲁迅。他是要分析出鲁迅在“五四”启蒙主义“大传统”中的“小叙事”。第四节通过对李欧梵建构上海都市文化“现代性”论述的分析，我们指出，李欧梵的这种学术建构或者“怀旧”之旅，是以一种忽略“左翼上海”为前提的“片面性”的形式，去重塑“大上海”或“旧上海”的“整体形象”。而这种基于“片面性”建构起来的有关上海的“整体形象”，一直引领着后来对于上海的“怀旧”风潮。这种缺乏“整体性”的“整体形象”，已经成为了理解上海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第三章主要是分析王德威关于“被压抑的现代性”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之间的关系。通过探讨他的“文学谱系”的建构，分析阐释他的文学叙述与史学想象的关系。第一节通过对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论题的分析，我们指出，王德威通过对晚清小说的解读，发现了开启于晚清的“另一种现代性的努力”。但是，他的这种论述也是淆了文学史现象本身和文学史书写之间的关系，从而才会得出“五四”压抑“晚清”的结论。第二节主要分析王德威关于丑怪与鬼魅论述的理论基础，及其两种叙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影响。在我们看来，王德威提倡怪诞与鬼魅，主要是针对“五四”以来的“写实主义”和“启蒙主义”文学传统。第三节主要是分析王德威相关文学论述背后的“政治学”意指。通过对王德威有关“小说中国”、“文学谱系”和“历史想象”的论述，我们指出，尽管王德威在批评“五四”先贤欲借“无用”之小说达图强之“大道”，而其自己亦未能逃脱这一赋予现代中国小说“不堪忍受之重”的陷阱。虽然王德威借用小说之名，不是为了富国强民，但其欲借小说来想象、虚构现代中国历史的宏图伟志，丝毫不亚于他批评的那些先贤前辈。 第四章分析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三人对张爱玲的论述。张爱玲是三人共同关注、喜爱的作家。第一节通过分析夏志清对张爱玲的相关论述，我们指出，夏志清的“张爱玲论”，主要是注重张爱玲在作品中对于“道德意识”的执着探究。第二节分析李欧梵的“张爱玲论”，我们指出，李欧梵所关注的是，摩登上海给张爱玲的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而张爱玲的文章又给摩登上海添色几分。第三节分析王德威的“张爱玲论”，我们指出，王德威将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升华到文学流派的高度，侧重分析“张派”文学及其子弟的整体性风格。他们的创作延续着“张派”的传统与风格，他们不断地与“祖师奶奶”对话，成为了地道的“张派”传人。“张派”传统犹如“落地的麦子不死”。 在结语中，我们主要是指出，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三人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他们有着大体相似的研究“范式”，有一个共同的学术倾向，即对于“左翼中国”和“左翼文学”的批评与隔膜。同时，还指出，海外现代文学研究对大陆现代文学研究产生的重要影响，以致于形成了一种“汉学心态”，缺少对于海外汉学的反思性批判。在我们看来，面对海外现代文学研究，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在技术的层面上，弄清搞懂对方研究理论框架和、思想背景和历史语境。在此基础上，经过批判性的反思，“求同存异”，与之进行理论和思想上的论辩。最后，就是在“精神层面”上，以一种开放平和的心态与之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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