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剧烈震动的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开始由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逐步向半殖民地社会过度。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也击碎了一些人自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的迷梦。长期处于世界经济文化发展进程前列的中国已经落伍，面临着被西方列强奴役的命运。 中国先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员首先开始探索使国家富强的方法。他们抛弃了传统的“华夷之辨”，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承认在某些方面西方列强的先进。魏源更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动力和目标。作为禁烟钦差大臣的林则徐，直接领导和参与了鸦片战争，更感到中国的闭塞，对外界了解的太少，所以他亲自向外国人咨询西方世界的各种情况，成为中国官员中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鸦片战争后的这些早期的社会变革思潮对洋务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清王朝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也认识到，若要维护王朝统治则必须向西方学习。所以，从19世纪60年代起一些重要官员极力主张学习西方，洋务思潮从此兴起。其代表人物是具有一定社会变革意识的地主阶级官僚及其知识分子，他们在朝廷上以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等为主要代表，地方官员则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等为代表。洋务派也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当时清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支持。为使清王朝摆脱“内忧外患”的危机，洋务派以“求强”“求富”为目标，大力开展洋务运动，使中国开始走向近代化。洋务运动就是中国的“自强运动”。 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他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不仅对他所掌管的地方事物具有决定大权，甚至对朝廷的各项政策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朝廷的很多决策出于他的建议。洋务运动能够广泛开展，和他关系很大。作为正统封建官僚出身的李鸿章，“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能够审时度势，认清形势，不盲目自大，通过各种方式了解西方，增加了对世界的认识。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产生于他对时局的清醒认识，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变革。他指出“处今之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1李鸿章认为如果不变法，就无法改变受列强欺辱的命运，“中国以后若不稍变成法，徒恃笔舌以与人争，正恐长受欺辱”。2所以李鸿章要变法求强。 正因为他对西方的了解才使他认识到西方的先进，特别是军事武器的先进，因此才能够坚持在中国开展洋务运动，并成为洋务运动的主将，以致逐渐形成了他的洋务思想。李鸿章是洋务派中的实干家，他没有专门的著作论述他的洋务思想，这些思想主要分布于奏章、各种函稿、电稿之中。 李鸿章本是文人出身，却是靠军功起家，靠镇压太平军获得了朝廷的赏识，成为封疆大吏。正是在镇压太平军时，他认识到西方武器的先进，并敏锐地认识到虽然目前太平军是朝廷的主要敌人，但西方列强才是中国以后真正的敌人。要想不再被列强欺辱，清军就必须抛弃传统的“弓箭刀马”，使用西方先进的火器，建立新式军队。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海防的重要性提上日程。为此他大力加强海军建设，建成了当时处于亚洲先进水平的北洋海军。在大量购买西方武器的同时，为不受制于人和节省费用，李鸿章陆续兴建了一些兵工厂，自己生产武器弹药和军舰。所有这些都加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对抵御侵略起到了积极作用。加强军事建设，这可称为“求强”。这也是李鸿章洋务思想的核心。他认为清军无法战胜西方列强的主要原因是“技不如人”，所以他认为中国必须“师夷长技”，做到“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3就可以战胜敌人。他主张“变易军制”，“裁撤绿营”，建立新式军队，采用西法训练，并要“大治水师”，“巩固海防”，通过“师其所能，夺其所恃”4，以便实现强军的目标。 李鸿章认为“富强相因”，“求强”的同时还必须“求富”，他说“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1他认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2所以他首先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并支持在中国开办矿山，修建铁路，架设电报，开办机器织布厂。他想通过这些方式和洋人争利，减少洋货在中国的销量，以便减少中国的经济损失，使中国富起来。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中国自己开采矿山，为军队服务，减轻对外国煤炭的依赖。他还希望可以通过开办工矿企业，增加朝廷的税收，解决饷力不足的困境。 在大力加强军队建设和开办工矿企业的过程中，李鸿章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靠读“四书五经”培养出来的人，不掌握现代科技知识，无法满足洋务需要。李鸿章认为“泰西之学，格致为先，自昔已然，于今为盛。学校相望，贤才辈出，故臻于富强。”3所以他建议中国也应该“尽罢各省提学之官，辍春秋两试，裁并天下书院，悉改为学堂，分门分年以课其功，学成即授以官，而暂停他途之入仕者。”4就是要改革科举考试制度，认为这个制度已不能培养真正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要设立新式学校，以培养掌握西方实学的人才。李鸿章还认为“选募学生出洋，肄习西学，培养人材，实为中国自强根本。”5所以他支持选派将弁和闽厂学堂学生赴欧洲学习军事，还大力促成了幼童赴美留学，并认为“挑选幼童赴美肄业，以求洋人擅长之技，而为中国自强之图。”6李鸿章甚至认为能否开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还关系着清王朝的江山社稷，他说“若行，可延宗社数百年；不行则后有王者必来取法。”7李鸿章提出的“改良科举，发展西学”是其教育改革的总体目标。 为争取求强求富的和平环境，李鸿章坚持“和戎”外交，这是他外交思想的核心。为此，他不惜“委曲求全”，也要“力保和局”，他讲求“遵守章约”，信守外交承诺。“维护国家权益”是他外交思想所追求的总体目标，他也曾据理力争，力图减少国家损失，也曾采取“以夷制夷”的外交战略。对列强的险恶本质李鸿章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他说“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1所以李鸿章也不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谈判桌上，在谈判的同时，也会作好其它的准备，甚至战争准备，也有“开仗与否，听客所为。”2的强硬表态。当时中国国力孱弱，他签订的很多条约都是不平等的，使中国失去大量主权，所以他的外交是最为人们诟病的地方，也是争议最多的。但经过深入研究，发现李鸿章在外交中基本都坚持维护中国的权益，力争减少损失。但因认识的不足，他也犯了很多错误，如“三国干涉还辽”后，对沙俄的错误认识及其做法，就给国家造成了很大损失，这是李鸿章无法推脱的责任。 综上所述，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是时代进步的产物，是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而产生的。他所从事的洋务运动对促进中国的进步具有积极作用。但洋务思想及其洋务运动因历史的局限性，无法承担起挽救中国的重任，历史在寻找新的力量，中国人民需要更为进步的思想观念来武装头脑，以便能够采取行动真正挽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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