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三家村”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伊始时的典型事件。“三家村”杂文本是顺应60年代初期党中央对经济形势和文学等意识形态的正确调整而产生的,因此在内容上也是反映这一政策调整时期。发表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成为60年代初杂文短暂复苏的先声,成为这次杂文复苏中后续杂文及杂文专栏在写作内容、形式和风格上被仿效的标准模本。然而,随着“左”倾错误思想的重新抬头,特别是毛泽东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后,中共文艺政策随之转变。毛泽东对意识形态不符合当时经济基础的判断和对党内修正主义的警惕,使“左”倾错误越演越烈。随着60年代初党中央所做的正确调整工作被推翻时,反映这一时期政策、响应这一时期号召的“三家村”杂文必然也随着自己的时代背景的倾塌而覆灭。“三家村”杂文之所以成为“贩卖封、资、修毒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上升为“反党反社会集团”的“三家村事件”,究其原因,除了60年代初中共政策特别是文艺政策的调整转变外,跟批评性杂文在建国后的历时命运有紧密渊源,也与“三家村”事件三位当事人邓拓、吴晗、廖沫沙高级干部兼文人的双重身份所蕴含的必然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时代、政策、政治力量对比的错误判断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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