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评价AFP、AFU、GGT、DCP、VEGF、GPC-3、GP-73、AFP-L3八种肿瘤标志物对原发性肝细胞癌的诊断价值，并对其与肿瘤分期、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性分析。希望发现有应用价值或可弥补AFP不足的指标，为临床进行肝癌早期诊断标志物筛查，术前全面了解肿瘤情况，合理制定诊疗方案以及预后评估提供帮助。 方法:对2010年1月至2011年1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普外科肝移植中心收治入院接受外科手术切除或肝移植的肝癌患者按标准进行严格筛选，选取69例初治(指入院前未接受过手术切除、化疗栓塞、射频消融、无水乙醇注射、肝移植)，术后经病理确诊的原发性肝细胞癌患者作为肝癌组，同期随机选取15例肝硬化患者作为对照组。收集所有患者入院第一日清晨空腹外周静脉血以及肝癌组患者癌组织标本。 血液标本于采集后8小时内离心并提取上层血清作为待测样品，-80℃超低温冰箱冻存。组织标本术中收集后迅速浸泡于4％福尔马林溶液中储存备用。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试剂盒定量检测血清DCP、VEGF、GPC-3、GP-73、AFP-L3浓度，全自动电化学发光仪测定血清AFP浓度，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AFU、GGT及其他肝功生化指标。组织标本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检测癌组织中GPC-3蛋白的表达。 最后，收集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病理结果及相关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分析与总结。 结果: 1、各标志物用于肝癌诊断准确性顺序由高到低及所对应的最佳临界值依次为：GPC-3(1.95μg/L)、GP-73(2074.41ng/L)、AFP(10.90ng/ml)、AFU(27.50U/L)、DCP(159.90mAU/ml)、AFP-L3(1882.18ng/L)、VEGF(180.28pg/ml)、GGT(35.65U/L)。其中，GPC-3诊断的敏感度最高(92.75％)，VEGF的敏感度最低(36.23％)；GPC-3和VEGF的特异度相同并居于首位(86.67％)，AFP-L3和GGT的特异度最低(46.67％)。 2、各血清标志物以最佳临界值作为诊断标准时，肝癌组患者AFP、AFU、DCP、GPC-3、GP-73、AFP-L3的诊断阳性率显著高于肝硬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GGT、VEGF在两组患者之间的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227和0.157。 3、在各血清标志物对AFP阴性的原发性肝癌(AFP≤10.90ng/ml)诊断价值比较中，GPC-3、GP-73、AFP-L3三者的诊断阳性率相同且最高(88.00％)。VEGF的阳性率最低(40.00％)4、AFP-L3对小肝癌(肿瘤总直径≤3cm)和微小肝癌(肿瘤总直径≤2cm)诊断的阳性率相等且最高(100.00％)。但除VEGF之外，AFP-L3与其它血清标志物相比，阳性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单发肿瘤直径大于10cm患者或最大肿瘤直径大于10cm患者血清AFP、AFU、VEGF浓度高于单发肿瘤直径小于10cm患者或最大肿瘤直径小于10cm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肿瘤直径总和大于10cm患者血清AFU、VEGF浓度高于直径总和小于10cm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发肿瘤(肿瘤个数≥3个)患者血清DCP浓度高于单发肿瘤或两个肿瘤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肿瘤有血管侵犯患者的血清GPC-3浓度高于没有血管侵犯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FP、AFP-L3在肿瘤不同分化程度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FU、GGT、VEGF与TNM分期之间显示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性。巴塞罗那分期与血清GPC-3浓度之间显示出一定的相关性。 6、肝癌标本GPC-3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诊断的阳性率为88.41％，与血清GPC-3诊断阳性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为0.549。血清GPC-3浓度在癌组织GPC-3蛋白表达阴性、弱阳性、阳性、强阳性四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为0.052。 结论: 1、GPC-3和GP-73对肝癌诊断的准确性较好，且对于AFP阴性的原发性肝癌诊断也有较高的阳性率，可作为AFP的有力补充。GGT和VEGF用于区分肝癌和肝硬化的诊断价值不大。 2、AFP-L3对肿瘤直径较小时血清学诊断可能有帮助，并可能成为肝癌早期诊断的有用指标，但需要进一步采用大样本研究。 3、血清AFP、AFU、VEGF浓度显著升高时，可能提示肿瘤直径较大(>10cm)。DCP浓度显著升高时，可能提示肿瘤多发(>3个)。血清GPC-3浓度可能与肿瘤血管侵犯之间存在相关性，并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患者肿瘤的巴塞罗那分期。AFP、AFP-L3可用于术前肿瘤分化程度的评估。AFU、GGT、VEGF浓度显著升高时可能提示患者的TNM分期较晚。 4、GPC-3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有助于肝癌的准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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