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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旅游区的边界效应与合作机制研究——以大别山天堂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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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旅游区是旅游发展潜力大而管理对象复杂的地理单元,成为旅游地理学区域性研究新焦点。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此关注程度与日俱增。针对中国跨界旅游区发展进程中凸显的问题和发展的困境,剖析跨界旅游区空间结构特征,测度跨界旅游区的边界效应,进而探讨其合作机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这一研究将有助于拓展旅游地理学的研究视野和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为旅游地理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同时为跨界旅游区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综合运用地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选取大别山及其核心旅游区天堂寨为案例地,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实证研究,从个体感知和组织行为两个层面分析了跨界旅游区合作感知、组织网络特征和边界效应,继而揭示出跨界旅游区合作影响机制。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研究背景和理论基础分析。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论述了跨界旅游区研究的背景与意义,总结归纳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确定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介绍了基本的研究方法。第二章是跨界旅游区的理论基础研究,界定了跨界旅游区的概念与特征,划分了跨界旅游区的基本类型,总结出基本属性;构建了基于利益主体、社会网络、行政区经济视角的跨界旅游区边界效应与合作分析的理论框架,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是案例地背景分析以及跨界旅游区边界效应与跨界合作研究,包括第三章到第七章,在案例地的背景和空间特征分析基础上,得出跨界旅游区呈现出“逆向核心边缘”空间发展模式。接着从四个方面来阐述。首先,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中的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对大别山跨界旅游区合作竞合特征、合作制约和促进因素、省级边界对旅游发展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以获取个体对大别山跨界合作的一般感知特征。分析表明,从利益主体感知视角,在大别山跨界旅游区中,位于同一行政区内的景区之间合作略大于竞争,位于不同行政区内景区之间合作略小于竞争。其次,立足于组织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理论方法视角,剖析出跨界旅游区空间合作行为实质为跨界旅游组织之间接触交流的网络构建和重组,在跨界旅游组织网络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基础上,对天堂寨网络结构进行实证研究。分析表明,从网络密度看,天堂寨整体网络密度较局域网络密度小,呈现出行政区内的高密度和行政区之间的低密度,块块分割明显;低层级行政区之间网络密度大于高层级行政区之间的网络密度;跨界维度越多,网络密度越小。从网络节点中心度看,局域中心度最大,整体中心度次之,边界中心度最小,印证了旅游行政区经济存在且相当强势。再次,借助社会网络密度和中心度指标,构建了跨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测度指标,包括整体边界效应和节点边界效应两类指标,整体边界效应显著性比较发现,跨省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显著大于跨县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边界两侧整体边界效应也存在差异。节点边界效应显著性比较发现,跨省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显著性节点的比例明显高于跨县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显著性节点的比例。边界效应差异的影响因素包括行政边界的层级、地理交通因素、边界两侧旅游发展水平和成熟度差异、情感和认知因素等。最后,对天堂寨跨界旅游区合作进行实证和理论分析。根据Francisco的组织际合作关系整合模型,发现天堂寨跨界旅游合作处于由弱合作向中合作过渡阶段。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析了跨界合作影响因素,剖析出合作的影响机制,提出网络复制和网络重构合作路径,即针对同一行政区内部的旅游组织,宜以积累的社会资本为基础,加强社会网络的复制演化,选择路径依赖战略;针对不同行政区之间旅游组织,宜发挥结构洞的网络优势,加强社会网络的重构演化,选择路径创造战略。认为跨界旅游联盟是提升跨界合作强度,实现跨界旅游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织形态。 第三部分是结论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提炼了创新点,并对今后研究进行了展望。 本文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创新努力:首先系统运用了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研究了跨界旅游区组织网络结构,构建了网络结构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度了跨界旅游区网络密度结构和节点结构,为跨界旅游合作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证案例启示;其次,从社会网络视角建立跨界旅游区边界效应的指标,拓展了边界效应的研究方法;第三,在参阅国外跨界资源管理基础上,尝试构建跨界旅游区合作模型,分析了跨界旅游区合作形成机理和网络路径,提出跨界旅游区合作的组织形态。

杨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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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旅游区 社会网络 边界效应 合作机制

博士

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

张捷

2009

南京大学

中文

F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