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中的文质论与文论中的文质论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中的文质论对于文辞与内容的观点有别于文论中文质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重文轻质的观点,而是秉承先秦两汉时期更重视文章内容的传统,以重质轻文为其基本观点。虽然,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中的文质论不免受到当世文论中重文轻质的影响,有追求华丽风格的倾向。但是,其基本上还是秉持了重质轻文的传统观点,对当世过于重文轻质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批判,并努力规范史学著作的写作。其作用主要表现在:首先,在补充扩展了文论中文与质的内涵,使文与质不仅主要表现为华丽与质朴的两种风格,还表现在形式与内容、润色与真实,以及古言与今言之中。其次,通过许多秉承了重质轻文观点的优秀的史学著作为文论中文质论中的文质论走向“文质彬彬”的理想境界提供了理论和实物上的借鉴。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中的文质论不仅具有史学意义,同时还具有文论意义,是魏晋南北朝文论中文质论的组成部分。其重质轻文的传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世文论中过于重文轻质的文质论起到了补充和引导作用,在不断的探索和研究中和文论中文质论的某些观点一起,引领了中国古代文学朝文质并重方向发展的正确走向。而时至初唐时期,通过初唐史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借鉴,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中文质论对文论中文质论走向“文质彬彬”的引导和奠基作用才逐渐彰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