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典权的法律规定，唐代时候基本成型，并被后世所沿用。从典权内容来看，通常是不动产的所有人，因为生活所迫，而将其田宅典与他人，收取典价，而典权人则获得该田宅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因此我国古代的典权应该是一种用益物权。清末变法修律，以“博辑中外，汇通古今”为宗旨，并进行了民事习惯调查，但由于以德、日大陆法系为蓝本，并且罗马法中并没有与我国传统典权相对应的制度，所以《大清民律草案》舍弃了我国传统的典权制度，而将其认定为不动产质权，从法理上认定其为担保物权。但当时社会上典卖行为非常普遍，典权制度在法律上的消失造成了很大的审判混乱。《大清民律草案》还未来得及实施清朝就已灭亡，接下来的民国政府不得不正视典卖这一传统社会现象，在进行了详尽的民事习惯调查之后，《中华民国民律草案》采取折衷的方法，同时保留了典权和不动产质权。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通过《中华民国民法》，废弃后者，而确立了近代典权制度。 《中华民国民法》中关于典权制度的规定，主要是参考《大清律例》中的“典卖田宅”、前清《户部则例》、《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以及《中华民国民律草案》中的相关规定。《中华民国民法》在充分尊重传统法律文化、正视国情民俗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民法理念，将典权纳入了成文法体系，完成了典权的近代转型。典权位于《中华民国民法》物权编第八章，共计17条（第911条—第927条），主要有典权的定义、期限、内容、取得、消灭等相关细节，明确其性质为用益物权，在司法实务上更有利于操作。直至今日，台湾仍在沿用典权制度。作为封建社会产物的典权，能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被台湾所沿用。同为炎黄子孙，我们有必要借鉴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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