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十六世纪以来，欧洲人的航海活动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大航海时代。到了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成为东亚海域最强大的势力之一。此时，在中国沿海，郑芝龙归顺明廷，完成海洋社会权力的整合。郑芝龙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这一时期东亚海权的主要竞争者。西班牙人据马尼拉、葡萄牙人据澳门、英国人在东南亚海域的活动以及日本的锁国，也是影响东亚海权格局的其他因素。 郑成功是“明人”而非“倭寇”。他继承了郑芝龙的大部分实力，并且以“招讨大将军”为号召、行使南明公权力，逐渐成为闽海的霸主。此后，郑成功据厦门、金门二岛为基地，建立海上政权，传统的“五军”和“六官”的官制下体现出浓厚的海洋特性。此外，本文对荷兰文献中与郑芝龙、郑成功有关的人物如Gampea和何斌提出一点看法。 郑成功与荷兰、西班牙等势力在东亚海域就贸易权、航行权展开角逐。郑成功派部下直接到魍港一带征渔税、授意何斌在大员征收商税;在东南亚海域与荷兰人展开激烈的贸易竞争;坚持中国帆船在东亚海域的航行权。郑成功采取索赔、禁航等方式，迫使荷兰人、西班牙人服从他的条件。 在中国东南沿海同时进行的，是郑成功与清廷关于制海权的争夺。东南沿海的制海权掌握，是郑成功控制中国方面商品、在东亚贸易竞争中取得优势的保证。郑成功视沿海岛屿为其“根本之地”。清廷的海禁与迁界，使得郑成功的海上政权陷入困境，迫使郑成功寻找新的基地。 郑成功以巨大的魄力，力排众议进军大员。在海上军事力量的决战以后，郑成功攻克大员，使台湾成为海上政权新的基地。但郑成功的去世，使得其对马尼拉的征讨计划未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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