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秦汉篆书逐步隷化产生今文字，汉代篆书是古文字的终结和余绪。研究汉代篆书对研究古文字向今文字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说文》成书於东汉中期，研究汉代篆书对研究《说文》小篆意义重大。 汉代石刻篆书是汉代篆书的重要部分。本课题选择秦汉七大“石刻群”作为重点研究范围，因为它们具有较强的历史性、代表性。它们分别是河南“袁氏汉碑群”、“嵩山汉阙群”、“南阳汉碑群”、河北元氏“对龙山汉碑群”、山东和江苏“古琅琊秦汉石刻群”、“古彭城汉碑群”和“边疆汉碑群”。在对秦汉七大“石刻群”进行基础研究的前提下，对其中的名刻如《开母阙铭》、《少室阙铭》、《袁敞碑》、《祀三公山碑》、《延光残碑》等进行疏通、补正，考释疑难字。在考碑的基础上，对汉代石刻篆书的面貌作初步描述，寻求汉代篆书发展演变规律。 以上石刻篆书曾引发出碑刻学史上的许多“老大难”问题。对其中的有些名刻，自明清以来，顾炎武、牛运震、黄易、纪昀、王昶、桂馥、翁方纲、王念孙、阮元、龚自珍、王仁俊、刘熙载、陆增祥、俞樾、杨守敬、方若、欧阳辅、康有为、梁启超、罗振玉等多有深涉，现当代以来，马衡、容庚、商承祚、徐中舒、启功、马子云、高文、容媛、裘鍚圭、叶程义、徐永年、吕品、徐自强、徐玉立、毛远明、臧克和、丛文俊、赵平安等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经过前贤时修的努力，有的问题已经解决，但仍有不少疑难之字和残泐之字常常“令人却步或绕道而走”，有的碑文因为残泐或怪缪导致研究停滞不前，也有部分学者对碑文考证的严密性有待加强、正确率有待提高。以上前贤时修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都应成为本课题研究的学术向导和坚实基础。目前学界存在的不足之处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巨大空间。 本课题研究坚持将碑刻材料、考古资料、传世文献相结合，考碑、考文、考字相结合。尽可能亲看、亲访、亲拍刻石，寻求古拓和精拓，甄别补刻、洗刻、复刻、伪刻，开展综合对比研究。 本课题研究发现:汉代石刻篆书与秦代篆书相比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却有“精神上”的差异。清代书法家王澍总结李斯小篆有“五德”:“圆润和明，仁也。中规合矩，礼也。布分整饬，义也。变动不居，知也。准律有恒，信也。”创作小篆时“敬慎守律、引毫得中”是关键。汉代石刻篆书与标准秦小篆相比，在构形理据、结体分布、字形势态、笔道綫条等方面或多或少或这或那有所缺失，其中最根本的是缺失秦小篆中蕴藏的“严谨、慎敬、得中道”的核心价值。这种“精神上”的差异可能由于以下原因所致:其一，秦小篆创作要求非常高，欲学而难成。汉灭秦暴，尽管文字承延了秦系文字并大力推广，但终究没有取得大的成功。其二，秦汉石刻篆文相对於应用於国家政权和信用体系的摹印、刻符、书幡信的专用字体而言，刻石只是次要的。其三，每朝每代都有自己的主旋律、主产品。秦小篆强调的书写时“中锋内敛且在墨道之中”与东汉“蚕头雁尾”式隷书所强调的书写时“笔锋外露且向上飘逸”，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笔法、意趣，蕴藏着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和审美理想。在磅礴苍润的汉碑面前，汉代石刻篆书只是“盛开在大汉晚春里的秦代贵族园林里的华丽之花”。 本课题研究发现:汉代石刻篆书呈现多样化发展情状。“嵩山三阙铭”坚守着纯正篆文的书写阵地。东汉碑额篆字随着时间的向後推移其规整性有所下降。而《第百刻石铭》、《袁敞碑》、《赵宽碑》题额则保有六国古文的遗存篆意，《延光残碑》和一批阳刻的画像石题记文字则显现出向印符篆文靠近的趋势。《平山神祠碑》整个文本带有“隷书篆意楷化”的特徵，开通了篆书楷化之别径。 本课题研究发现:在汉武帝之前的篆书大约属於自然隷变过程中的篆书，我们称之为“自然隷变篆书”，其特徵主要体现为:朴质，构形与小篆相近，文本内字体风格一致，增繁字少。而汉武帝之後特别是东汉的篆书则完全是处於隷书背景下的篆书，我们称之为“自由隷写篆书”，其特徵主要体现为:怪异，文本内字体杂合，增繁字多。以隷法写篆，结体缪於小篆，在笔划、结体、形态等方面带有明显的隷书特徵。无论是“自然隷变篆书”还是“自由隷写篆书”，在隷变的大环境中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隷书的特徵，并产生不少譌变现象。许慎《说文》成书于东汉安帝时代，《说文》小篆不可避免地受到汉代篆书和隷书背景的影响。 本课题研究发现:东汉碑刻“自由隷写篆书”惯用的篆隷杂糅方法可分为“六种”:其一为同一文本内多种字体的杂糅，其二为同一文本内通行文字与假借字及别俗字的杂糅，其三为因两字之间经常通假而将此两字直接杂糅产生新字，其四为将两个字形相近或表义相关的字杂糅产生新字，其五为将分属於隷、篆等不同书写形态的构件杂糅产生新字，其六为将一个字的古今体杂糅产生新字。 本课题研究发现:东汉时用篆隷杂糅的方法造作了三大名碑即《祀三公山碑》、《延光残碑》和《夏承碑》，开导了汉魏晋唐杂糅书体之先河。而蔡邕是东汉晚期篆隷杂糅碑刻的主创者，他应该就是《夏承碑》的书手。（宋）周越《古今书苑》所载蔡文姬的话说:“臣父造八书，割程隷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蔡邕所主创的“篆隷杂糅八分书”应当就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八分书”书体。 另外，本课题研究发现:《袁敞碑》碑主为袁安的次子;《延光残碑》碑主的先祖为西汉着名人物盖公;《祀三公山碑》所记载的常山相当为着名的《光武碑》立造人陇西狄道冯龙;《许阿瞿画像石题记》刻立於东汉光和四年即公元181年或稍後一点的时间;《平山神祠碑》刻立於东汉建武九年即33年，在此之前东汉政府已在现今的朝鲜设置“辽丞属国”并派“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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