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考课制度，是政府对官员的行政才能、道德素养等方面进行考核的制度，它是中国古代传统政治制度的重要一环。纵观北魏考课制度发展的历程，它经历了形成、确立、演变、破坏四个阶段。 在道武帝到冯太后听政这一时期，考课制度逐渐形成。由于胡汉二重行政体制的存在，考课对象主要是实行传统州郡县管理体制下的地方官员，对于中央行政体制中的外朝和内朝官员，直接的考课资料阙如。考课的方式包括派遣大使巡行、皇帝亲巡、吏民举告地方官员不法等，太武帝太延元年，创建了刺史、太守、县令层级考课的方式。地方官员的考课内容除农业（力）、赋役（财）、户口（恩）、法律（刑）、用人（政）五个方面外，仍着重于官员在经济上是否贪赃受贿。官员考课后的黜陟并没有形成定制，政绩优良的官员得到衣、马、布帛等赏赐，直到延兴二年才制定了“岁积有成，迁位一级”的标准，这是北魏第一次明确地将考课的陟赏与官级的升迁联系起来。而对考课为劣绩的官员的黜罚是相当严酷的，轻则杖罚、免所居官，重则处死。 孝文帝亲政后，重用汉族士人进行官制改革，胡汉二重行政体制逐渐向一元制转化，从而考课对象扩大到全体官员，考课后的黜陟也直接关系到官品的降、升。而且，孝文帝以“论考之事，理在不轻，问绩之方，应关朕听”为指导思想，亲自掌握对官员的考课。太和十五年，考课制度作为一项政治制度明确的以法令的形式确立下来。最早确立的是针对地方官员的外考令，规定每年年终州、镇以下首先实行分级考课，刺史、镇将依据本州镇所辖郡太守、县令的政绩定其品第上报中央，在中央进行统一考课时，其政绩考核品第作为黜陟的依据。太和十八年在拓跋羽的建议下，中央官员的考课也形成定制，即由各曹长官负责本部门官员的考课，依其政绩，分为上、中、下三等，上上、上中、上下、中等、下上、下中、下下七品，上下二等分别陟黜，中等守本。官品为六品以下的官员，由尚书省负责考课;五品以上的官员，皇帝与公卿论其政绩善恶。而且确定了“三年一考，考即黜陟”的原则。孝文帝时，中央政府对全部官员进行考课，此时的中央集权可视为北魏之最强时期。 宣武帝时期，考课制度在各个方面更加完善，同时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考课制度也发生了演变。考察令规定了衡量官员治行的标准为三等九品，与之相对应的黜陟品级也由孝文帝时期的三等七品变成了三等九品。在考课令文上，出现了景明、正始、延昌元年、延昌三年四种考格。宣武帝正始四年的“泛阶”普进官员官品一级，不仅忽视官员的行政能力，从而否定了考课制度中能力主义的升迁原则;而且打乱了正常的三年一考的考课年限，考课时间上被划分为泛前、泛后。 神龟二年武人哗变以及由此引起的武人流入政界，致使官职数量与选人的均衡状态破裂。武人和勋旧给正常的铨选以巨大的冲击，在任官僚也为寻求优良考绩升迁官品而四处奔走。为了缓和矛盾，北魏政府推行了“停年格”，遂以“年劳”作为官僚升迁的主要标准，这不仅影响了此期内外官员的任期和考课年限，而且停年格以士人的“停解日月”和“老旧”作为官品升迁的原则，否定了前代根据官员“职治之优劣”的考课结果来决定官员升迁的考课原则。孝明帝时连续的两次泛阶，使得官员的升迁无须政绩的考察，使考课失去了意义。而孝明帝以后，虽有零星的考课实例，但由于北魏深处六镇起义内乱之中，政府无暇顾及朝廷政务，考课制度随着政权的分裂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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