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西方古代历史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堪称最伟大的战争。古希腊政治史家修昔底德通过考察这场战争，把握人类政治事务的界限，使其作品《战争志》成了“永世瑰宝”。 本论文选择《战争志》重要的“言辞”和“事行”，依照解释学的原则，探知修昔底德笔端的政治生活之堂奥。本论文除了“绪论”和“结语”之外共分四章:1，战争的必然与正义;2，伯里克勒“葬礼演说”的雅典禀性;3，“弥罗斯对话”的迷思;4，西西里远征之后的修辞政治。 论文第1章主要分析《战争志》第Ⅰ卷的叙事和多篇演说辞;阐述伯罗奔尼撒爆发的原因蕴涵了“必然”和“正义”政治伦理基本问题;并根据科基拉人、科林斯人、雅典使者和斯巴达人演说辞的内在意旨，证明“必然”和“正义”的冲突，其实是雅典式的“审慎”(metron)、“法律”(nomos)与斯巴达式的“审慎”（sophrosyne）、“法律”(nomima)之间的对峙，其中隐匿着“人的自然”与“神圣”信仰的悖立。 论文第2章详细解读《战争志》第Ⅱ卷中伯里克勒的“葬礼演说”。伯里克勒尽管尊重雅典传统“法律”(nomos)，但更赞美他所领导的雅典城邦;伯里克勒的雅典政制和生活方式是“民主”和“自由”的，本质上体现了一种精英统治的贵族气息;伯里克勒对公民“美德”和“光荣”的强调，归属于城邦“公共善”的总体目标;他以抽象化的言辞讴歌为雅典献身的公民，展现了一个高尚的“美好城邦”。 论文第3章聚焦于《战争志》第Ⅴ卷的“弥罗斯对话”。雅典使者和弥罗斯人，因为征服与被征服进行了一场论辩，呈现公平和正义，安全和利益，希望和羞耻等诸种议题。这一场强者与弱者的对话，彰显了人的必然力量与正义的紧张，并以人性的“自然的必然”消解神性的“自然的必然”，使得雅典式“人的自然”信奉和斯巴达式“神圣”信仰之间的对立达到一个新高点。 论文第4章梳理《战争志》第Ⅷ卷的叙事法则，着重解析第Ⅷ卷“演说辞”的缺席。经过论证雅典人西西里远征的失败并不足诸神的惩罚，阐明“演说”的缺席恰恰象征雅典政治品性在西西里事件后已演变成斯巴达式“审慎”和“畏惧”;并进而论述有关阿尔克比亚德的“恢复”、雅典式的“审慎”和“最好的政体”的关联，突显雅典与斯巴达所代表的两种政治伦理之间的颠转。 总之，本论文经由上述研究，揭示《战争志》中政治生活的严酷和真实。雅典和斯巴达各自表征的“自然”与“神圣”的政治伦理，共同指向了正义和美德的追问，但修昔底德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他也没有像智术师那样简单处理“自然”(physis)与“习俗”(nomos)的分野。然而，修昔底德笔端的“政治生活”为柏拉图式“哲学生活”的来临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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