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清档案是明清两朝留存下来的历史档案。清朝宣统年间，一部分内阁大库档案被转移到国子监。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军机处档案又被转运到中南海保管。而“八千麻袋事件”的发生，使明清档案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有志之士积极行动，罗振玉率先出手抢救。由此拉开了明清档案系统整理的帷幕！基于还原过程、展现细节的考虑，论文试对民国时期明清档案的整理作一详细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该整理过程蕴涵的档案思想及其学术意义。论文分上下两编六章进行阐述，上编四章重在构建史实,下编两章旨在进行理论探讨。 第一，明清档案的早期整理。1921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以经费困难为由，便把存放于午门和端门的内阁大库档案当作废纸卖于纸店。罗振玉获悉后，出资赎回，然后就招人检理，并编印了《史料丛刊初编》。而后罗将其大部转卖于李盛铎，同时还卖了一些给日本人，他自己留下的一部分则随后带到了旅顺，并成立了库籍整理处，聘请中外人士进行整理。这批档案后来有部分被捐赠于奉天图书馆。而李购买内阁大库档案后，并未详加整理，于1928年12月转让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就是档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事件”。该事件的发生，使北京大学的学者注意到了档案的散落，于是要求教育部把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任务交付于北大。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获取存放于历史博物馆的内阁大库档案后，便成立了“整理清代内阁档案会”，整理档案会商订了整理方法，就组织人员从1922年7月4日起开始整理这批档案。从此，北大整理档案会不断改进整理方法，吸纳北大师生参与这项活动。在整理档案的同时，在报刊上公开了整理报告，并举办了档案展览，扩大了明清档案的影响。截止到1924年5月，整理工作暂告一段落，进入到注重档案内容以及整理出版阶段，并将整理档案会改名为明清史料整理会。 第二，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初期整理。1924年11月5日，久居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了皇宫，清室善后委员会随之成立。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举行开院典礼，其图书馆下设文献部，沈兼士主持部务。文献部成立伊始，就开始了明清档案的集结工作。而1926年1月故宫博物院从国务院处运回了存放于中南海的军机处档案，立即中断了朱批奏折的整理，进入到军机处档案的整理工作中。1927年11月，文献部改易为掌故部，继续从事档案的整理及相关工作。因为北京时局的变化，使故宫博物院改组。1928年10月5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成立。文献馆的设置，使明清档案的整理进入到新的阶段。之前的拓荒时期局面得以改观，进入到了扩大整理阶段。这一阶段则是按军机处档案、宫中档案、内阁大库档案、内务府档案及其他档册书籍五大类进行整理，除了基本的整理外，同时还进行了库房陈列、提供查阅借抄、编纂出版等项工作。“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故宫博物院担心起了文物的安全问题。经过国民政府的批准，决定将文物迁移。1933年初日军南侵，形势危急，故宫博物院便将装文物的箱子南运。文献馆南迁的档案及其实物共3773箱，存放于上海英租界。 第三，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后续整理。档案南迂后，文献馆对留院的档案继续整理，不仅按照五大类别从事整理及相关的工作，而且对于档案整理的原则方法也进行了更新。1934年7月，文献馆确立了普遍整理和系统分类的原则，对档案进行系统而完善的整理。随之进行的还有不断探讨分类方法的科学化，1936年6月制订出了《整理档案规则》，而后摸索出了适用的档案十进分类法，四十年代终于出台了《文献馆所藏档案分类简表》。此时北平早已陷落，文献馆的职员在艰难险恶环境下，坚守岗位，继续进行整理。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同仁在坚持的同时，另一路人马则随着南迁档案进行疏散。故宫南迁文物在“七七事变”后进行了西迁，分三路转移。文献馆档案则是中路、北路两路并发，从1937年11月开始，至1939年9月，辗转大半个中国，最后存放于乐山和蛾眉两处。文献馆档案保存于两地直到抗战胜利，才聚集重庆，后沿江运至南京朝天宫。刚在南京不到一年，由于淮海战役的白热化，国民政府决定将部分文物运至台湾。文献馆200余箱档案被运送到台。而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在抗战胜利后，继续进行整理及相关工作。北平和平解放，故宫被接管，而工作人员留任。至此，文献馆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第四，其他单位的整理。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随即着手购买李盛铎手中的内阁大库档案。1929年9月，档案聚集于午门城楼处。史语所便组织人员开始整理，并制订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第二工作室规则》，采用七项程序对内阁大库档案进行整理，至1932年底，档案整理初告胜利，进入到档案内容研究的阶段。与整理同时进行的则是编纂出版工作，1930年9月《明清史料》甲编前两本印刷出版，以后则循序渐进。但因时局恶化，史语所将档案装箱南运。虽然一度开展工作，但终是断断续续。后因解放战争的推进，史语所迁台，部分档案随之东去。继中研院史语所的整理之后，清华大学和禹贡学会也先后加入了整理的队伍中。清华大学历史系在蒋廷黻先生主持下，购买了大量的清代档案，由工读生吴晗等人进行整理。可惜，随着抗战的爆发，这批档案失去了踪迹。而禹贡学会亦于1936年6月从坊间购买了大批档案，并着手整理，但好景不长，同年12月，却被财政部档案保管处赎回。原来该档案是财政部档案保管处当作废纸出售的，但因事情暴露，迫于压力，只得收回。 第五，实践过程中理论的凝结。在对上述档案整理实践过程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了档案整理的一些理论。档案整理需要规范，只有合理的制度才能确保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不同的机构和人士在对档案进行整理时，虽然有各自的原则，但其对档案的重视却是一致的。档案分类和编目也因时宜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借鉴国内外的图书和档案分类法，而采用了适合自己的方法。但内中表现出来的档案思想值得后人尊崇。在对档案进行保管和整理的过程中，档案思想体现了出来，升华为近代档案学的思想源泉。其中，档案价值的认识，分类编目方面的观念，以及编纂公布的见识，都是档案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些档案思想，是当时参与明清档案抢救和整理人士的动力和指南，更成为了近代档案思想宝库中的明珠。 第六，明清档案整理的影响。从1922年罗振玉率先抢救流散出的内阁大库档案，到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大学和禹贡学会的陆续加入，明清档案得以保全，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整理。明清档案的整理，不仅是将这批珍贵的历史档案予以条理化和秩序化的过程，而且还有着重要的意义。档案的整理首先留下了难能可贵的工作经验，从积极借鉴国内外的相关做法，并不断完善工作方法，同时还培育了大批人才;在提供经验的同时，整理活动还遗留了一些教训，值得反思和学习。明清档案的整理对学术界和社会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北京大学整理期间的与报社辩论到远在江南的章太炎先生查档事件，就说明了当时整理活动的影响。而文献馆长期的提供查阅和借抄，则满足了学术界的档案需求。北平社会调查所从1930年到1937年间的七年里，从各个保管单位里抄录了12万件档案。明清档案整理还成为了我国档案学产生的助推器。我国档案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明清档案整理是重要的推动力量，也是档案学创立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实践到理论，本文对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这一重大的文化工程做了研究。通过这项研究，不仅还原了历史事实，填补了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空白，较为系统地再现当时的状况，而且探寻了当时众多有志之士致力于历史档案整理的心态和观念，彰显出了他们的档案精神，足以令后人学习！民国时期明清档案的整理不仅是档案史上值得书写的重要内容，而且也为我们今天对待历史档案提供了典范！
NE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