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又被称之为资本主义国家批判理论。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既未完成，又充满矛盾与冲突。恩格斯、列宁则发展出一种阶级理论和工具主义的国家观。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在此背景下，密里本德、普兰查斯、列菲弗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全面检讨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传统，提出了创建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任务。 作为继普兰查斯之后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杰出代表，杰索普的国家理论有效地统合了战后复兴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各派别的研究成果，建构起一种综合性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全球化与国家”的议题给出了基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更具批判性和时代感的理论解释。 战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重建一种具有理论连贯性与严密性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然而，他们不但没有实现弥合马克思不同时期国家分析中的矛盾与冲突的初衷，反而促成了战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分裂为阶级理论与资本理论两大阵营。有鉴于此，杰索普试图通过梳理和检讨马克思国家理论以及战后各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思想资源和方法基础，建构起一种能有效统合各派别新成果的综合性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杰索普发现，要实现这一理论目的并且避免落入经济决定论、经济还原论与阶级还原论的樊篱，就必须批判地发展马克思的制度方法、新葛兰西学派的接合方法以及普兰查斯后期的关系方法:制度方法，它要求一种国家理论必须把国家作为制度整体而非一个简单的、中立的工具或者一个能够独立运作的计算主体来分析，强调国家的制度形式对其功能和活动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接合方法，它要求一种国家理论不能从某个单一逻辑原则或出发点来展开演绎性的国家分析，而应该把国家及其形式、功能和活动解释为在各种因果链条的接合实践中各种要素的多元决定的复杂而综合的“偶然的必然性”结果;关系方法，它要求把国家权力视为国家形式决定的、斗争中的政治力量以及与政治相关的各种力量之间妥协平衡的物质浓缩，强调国家运作嵌入到广泛的社会权力关系网络之中，强调国家政策是斗争中力量之间策略竞争的偶然性结果而非国家作为独立活动主体的计算结果，强调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策略的结晶体是各种能动实体争夺领导权的结果而非一个固定的制度结构。 在此基础上，杰索普逐渐发展出一种策略关系方法的国家理论，借助积累策略、国家形式、领导权方案、国家规划等概念，调整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政体、经济与意识形态的三元关系。策略关系方法进一步主张在结构与策略的辩证法中把国家视为政治策略的场所、产生者和结晶体来分析。不同的结构塑造着不同活动者的策略博弈，博弈的结果反过来在动态的时空基体中持续地塑造着结构的变迁以及活动者的策略反思，结构与策略处于一个永恒变动的相互型塑进程当中。从这个观点来看，国家既不是中立的工具也不是理性的计算主体，国家作为一个社会关系，是社会力量、政治力量互相竞争或争夺权力的策略场所，具有不同身份的特殊力量会在国家系统的结构限制下追求不同的特殊策略以实现他们的特殊利益，或促使国家制度结构向有利于实现他们利益追求的方向变革。随后，为应对和批评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中兴起的“回归国家”学派，在借鉴、发展和综合了卢曼的自生成系统理论、调节主义理论以及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理论的一些有益见解的基础上，杰索普重新调整了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国家与广泛社会制度（系统）秩序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国家归位”的理论目标:国家是社会的一部分，国家理论应根植于社会理论;存在各种亚系统和权力中心;国家理论要与历史发展相一致;国家是制度的集合体;虽然国家是制度的集合体，但仍不是现实存在的主体，不能进行权力运作;通过政治体系，将决策与组织连结，国家才能发挥作用。策略关系方法的国家理论的最终确立，标志着杰索普完成了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第一次综合或重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杰索普在策略关系方法的基础上重点借鉴与发展了三个重要主题:调节、尺度与治理。杰索普指出，纯粹自发调节、自我闭合、自我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来就不曾存在，它的运行需要许多广义的经济与超经济因素的支撑或补充作用。国家作为一个重要的超经济因素，不但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其本质内容，国家通过社会与经济政策等干预机制对资本主义发挥着关键的调节作用。杰索普指出，全球化废除了民族国家的传统地位，但由于全球化导致了空间尺度的多样化和相对化，民族尺度仍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经济、政治的空间组织尺度，国家并没有终结而是在全球化的新时空定位与尺度秩序中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建构以回应挑战。治理、元治理的兴起正是国家重构的出路之一。杰索普指出，无论市场、国家还是自组织治理都无法规避失败的风险，要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通过“元治理”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协作，国家要主动承担起主要的元治理角色，它担当着制度设计、提出远景设想的任务，从而不断促进不同领域中的自组织治理。而利用调节、尺度、治理三个概念，杰索普也建立起从较抽象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到较具体的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研究的中介性分析工具。通过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的比较，杰索普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作为国家理论实体分析的研究对象、客体或范围。在普兰查斯的基础上，通过借鉴迈克尔·曼的“国家是多形态的结晶体”理论，杰索普对“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作出重释和规定，并依据策略关系方法、调节理论、空间尺度理论、治理理论，建立起一种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实体考察”模式。杰索普指出，国家理论必须在、也只有在具有现实感的国家实体考察中才能不断获得新发展。 关于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当代转型，是全球化时代国家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既促进了战后经济的繁荣，又赢得了相对平和与安定的政治局面。但是在今天，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陷入了多维度的结构性危机。杰索普指出，危机从来就不能被简化为一个纯客观的现象，危机是客观上多元决定而主观上不确定的现象，这就为策略干预创造了空间。伴随着资本主义新的时空定位和尺度重组，资本主义的积累策略、政治策略、调节方式和治理模式以及国家的角色、形式与功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福特主义时代的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正转变为后福特主义中的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如果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在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中将走向“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那么同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其它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后进的发展中国家又将走向何处呢？在20世纪80、90年代，“东亚经济奇迹”引发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其中以市场中心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和国家主义的发展型国家理论最具影响。杰索普指出，这两种解释只是重复地制造着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对立，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解释比新古典主义较为现实，但也需要超越这种解释。按照杰索普的方法，对东亚“经济奇迹”及其随后危机与重构的合理解释，需要批判地考察特定时空定位上的积累策略、政治策略以及相关的调节方式和治理模式及其变迁等。杰索普将东亚新兴工业国抽象的归纳为与“出口主义”积累策略相应的“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它的有效运作是东亚“经济奇迹”的主要根源。但是，在1997-1998年的经济危机前后，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陷入了多纬度的系统危机之中。在全球化和“知识基础的经济”背景下，后危机时代的“发展型国家”也将走向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 杰索普预测，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最终将走向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后民族政治体。在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民族国家权力重组的六大趋势（国家状态的去民族国家化、政治制度的去国家化、政策规制的国际化、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重新接合、政治层级的重新秩序化、重新想象政治共同体）及其反趋势的交叉与穿插，国家在其中重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转型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想象”，即全球化的知识基础的经济。在这种新经济想象中，知识创新成为经济增长和全球竞争的“发动机”，国家逐渐参与到对知识的生产和扩散之中。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型对应着四个维度上的变迁:从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共识、李斯特主义的发展生产力优先，转向熊彼特主义的“创新”经济、“知识”经济;从社会再生产的福利模式转向工作福利模式，社会政策和集体消费不断屈从于提高结构性/系统性国际经济竞争力的需求;从民族国家尺度在决定超经济因素的经济与社会功能时占据首要地位，转向全球化背景下后民族国家的尺度相对化;从国家干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要手段，转向强调用公私合作伙伴与其它自组织治理机制来弥补跨界网络经济中的市场失灵与国家失败。结合着这些变化特征，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形式可以描述为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后民族政治体。由于不同积累体制、调节方式与社会体化模式之间的结构耦合存在着强大的路径依赖性，因而在不同生产体制和不同策略之间不断的制度化调适过程之中，差异会不断扩大。因此，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后民族政治体的具体形式仍然是不可精确描述的。 杰索普的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的传统观点，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未来议程勾勒出基本的框架、方向和问题域，也为进一步思考全球化时代国家的未来或其重构与转型提供了一个可扩展的理论空间。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未来发展而言，杰索普的国家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点;对于思考当前中国的国家转型或重构而言，杰索普的国家理论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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