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秦汉时期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城市等级制度，形成了全国性的城市网络。本文收集了2003年底以前考古发现的秦汉城址638座，并按都城、郡县城、边城、高句丽及西域城址进行了分级、分类和分区研究。 在研究中发现，秦汉城市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形制、城市制度和城市网络，并根据中央集权制加以改造和发展。秦汉都城和郡县城，继承了先秦时期的“两城制”布局，将它发展为比较规范的内城外郭形制。秦汉城市制度的建立过程，与推行郡县制和建立中央集权制密切相关。从秦始皇开始就按中央集权制要求，致力于建立新的城市制度，到汉代中期基本建立起来。文献中所谓的秦始皇“堕名城”，并非大规模的毁城运动，战国名城的衰败主要是由于战争破坏、人口迁徙等原因造成的。汉初“令天下县邑城”，实际上新建城市并不多，修复利用的战国旧城占了绝大多数。城址资料分析还发现，文中的F型和E型城市是汉代新建城市的主要形式，称之为“汉代城市模式”。秦代是中国城市网络的形成时期，主要标志是全国郡县制度的建立和交通网络的形成。城市网络的形成和发展，伴随着秦汉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和帝国版图的扩大，标志着商周以来以血缘政治为主体的政治格局的结束和以地缘政治为主体的政治架构的确立。 秦汉中原城市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变，由“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军事设施，变为隶属中央政府的各级行政机构的驻地。都城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郡国、县城和侯国封且是地方行政权力中心，各中心通过交通网络相互连接，构成分层管理的行政体制。城市的疏密与统治的强弱程度成正比。秦汉帝国是以农业为本的社会，城市人口与农业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尽管城市中存在手工业和商业遗存，有的城市工商业比较发达，但总的说来应属于政治性的消费型城市。 秦汉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地理环境、民族传统和文化等原因，其城市制度和城市类型与中原不同。不同的城市类型，反映了中原政治势力的影响、边远地区民族的分布以及各民族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差异。研究他们的城市发展史，是认识秦汉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已有的研究，将秦汉以前的城市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仰韶文化至龙山时代是城的产生阶段;夏、商、周是城市的确立阶段;春秋战国为城市的转型阶段;秦汉为城市的继承与发展阶段，他们分别与中国古代史上的万邦万国、王国、诸侯国、帝国时期相对应，中华文明就是以城市为主线逐步发展起来的。 本文对秦汉都城的水系开发，城市与地理、气候环境等问题做了尝试性探索。认为气候环境对城市有很大的影响，从城市发展史看，中国古代历史上三个城市发展较快的时期:仰韶文化至龙山时代、春秋战国至西汉末期、隋唐时期，分别与三个气候暖期相对应，这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有内在的联系。在历史进程中，应当承认气候—生态—经济—社会—城市的连锁反应或反馈机制对于社会和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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