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研究的所涉及到的空间场域是“湘西”，“湘西”一词是一个习惯性的地域概念，一般特指今天湖南省西部的土家族苗族聚居区，生息于这地区的主体居民为土家族和苗族。这一地区在历史上先后被冠以“武陵”、“五溪”、“沿边溪洞”等不同的名称，今天在这里设置有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张家界市。这一地区属于山河相间的丘陵山区，历史上对外交通主要靠河流进出，穿越山岭，交通十分不便，因而对外的文化联系要受到重重阻隔，致使这里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与内地并不同步，并呈现出一系列自己的特色。 雍正“改土归流”之前，“湘西”地区一直被中央王朝视为“蛮夷化外”之地。土家族自身的社会历史，先后经历过“自相君长”的土著小邦并立，“强宗大姓”争霸和“霸主独尊”大权独揽割据三个阶段，改土归流后才与全国同步发展。在有史可考的二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各强宗大姓之间的纷争与兼并，使土家族的社会整合水平得到不断提升，由原先各大姓平等并行的时代，逐步过渡到个别豪族左右土家族社会政局的霸主独尊时期。中央王朝为了便于统治和管理这一地区，针对土家族的各个社会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先后创立了相应的施政措施。为此，中央王朝在此先是实行“边郡”，尔后则实行“羁縻”州县制，从元朝起又改行“土司”制度，对这里实施代理统治或者间接统治。 本文研究的目标在于揭示土家族地区基层社会组织演替的历史过程，笔者选取对这一转变具有重大影响的“改土归流”前后，这一时段展开研究，以便透视基层组织结构、功能演化的一般性特点。“改土归流”前后，湘西土家族的基层组织，既是一个线索分明的自立演替过程，又是一个随着内外环境的变迁，而不断调适的复合过程。具体而言，“改土归流”前的“旗”，是土司统治时期的基层组织，据可考的历史记载，“旗”是承袭自明代之前的“溪”。自公元940年溪州之战后，彭氏地方政权确立了在湘西土家族地区的霸主地位，割据溪州地区长达八百多年，与中央王朝一直保持着紧密的依附关系。在该地方政权的统治之下，凡是彭氏的宗亲、或立功的异姓贵族都可以分封得到一份土地，他们在该土地上“世袭其职、世长其民、世领其地”，形成了拱卫彭氏正宗的各个小宗，每一个这样的小宗土家族语称之为tchi55（溪）或tchi21（旗）。长期以来，学术界受正史资料记载残缺的限制，对“旗”的实质和沿革流变疏于讨论。仅个别专著中提及“旗”的军事性和行政管理性等侧面，较少注意到“旗”的内在结构和实质。笔者经过对相关资料的爬疏和研究，认为“旗”是远古时期并存的强宗大姓割据小邦的“溪”延伸而来。“溪”在溪州之战前已经存在，唐宋两代“上、中、下”三溪州的名称就是因这一建制而得名。尔后“湘西”地区行政建制都一直延续着该名称，只是到了明代，明廷为了加强对湘西土司地区的统治，在湘西土司的周围设置了卫所，在明代卫所建制之下，又设有“总旗”和“小旗”等单位，建置上卫所的“旗”与土司制下的“溪“，又都具有军民合一的共同性，加之，“溪”与“旗”在汉字中读音相近，于是在明代典籍中才将土司制下的“溪”改称为“旗”。名称上虽有变化，然其实质相沿未改。 “旗”既是一个军政合一的基层组织，又是一个稳定的地缘概念。明廷接管湘西地区时，彭氏地方政权直接统辖着58旗。鉴于该地方政权实力强大，又盘踞横亘在挺进西南战略要地上。明廷为了经略西南的需要，不得不对彭氏政权笼络的同时，又采取分而治之对策，将彭氏地方辖地加以一分为三，即16旗划归保靖土司、14旗划归了桑植土司，其余的划归永顺土司。虽然明廷作了如此划分，但“旗”这一基层行政单位却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在三土司各自管辖地域上，各旗的领地一直作为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在日后得到了稳定的延续。“湘西”地区的土家族直到改土改流之前，一直沿用着“旗”的地理概念。 清朝前期，随着大清政权的稳定，为了应付来自漠西蒙古对清朝西部边防安全挑战，以及策应西南云贵的“改土归流”，雍正五年，清廷在“湘西”土家族地区推行了大规模的和平改土归流，废除了“湘西”土司的世袭特权，各土司在该地区的统治就此终结。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此设置府县，改设流官，编制户籍，设立保甲，将其作为重建地方秩序的重要措施，对“湘西”地区的间接统治，至此改变为直接统治。改土归流后，中央王朝在湘西设立了“保、都、里”等基层组织，将其纳入清王朝的国家直辖体系之中。在永顺府之下，永顺县辖了18保，保靖县辖了16都，龙山县辖了16里，桑植县辖了18里。就文字表面来看，同一个府之下的各县行政建制，名称有别，看起来是乎不合常规。前人鉴于情况复杂，大多不愿细究其原因。在参比相关资料后，笔者认为“改土归流”后的这些基层组织，其辖地范围往往是由“改土归流”前的各“旗”的领地直接延伸而来，“改土归流”后所称的“保、都、里”这些基层组织，在名称上虽有别于此前所称的“旗”，但其辖地大小，相互界缘和部分人户等方面，则因袭于“改土归流”前的“旗”。 其后，清政府为了防范土司贵族死灰复燃，采取了招亡流民，鼓励垦荒等措施，对“湘西”土家族地区实施大规模移民。清政府出于稳定政局的需要，对这些移民家族实行“没收官地，按户分赏，重编户籍，安置移民”的政策，将其纳入国家的统治。这就使得在其后短短的几十年间来自周边地区汉族移民人数大增。结果引发了“改土归流”后在湘西出现了有两类家族组织的建构过程。一类是早在土司统治时期定居于此的土著居民家族建构。譬如秦氏、李氏、魏氏等。该类居民编写家谱时，为了避免朝廷的猜疑和歧视，有意识地删节了从五代到清初一段本家族先辈的记载。对本家族先辈的记载一律改从雍正改流算起。这显然是一种迫于形势的剧变，而不得不对本家族的谱系进行重构。另一类是，雍正乾隆时期的移民家族建构，譬如林氏、瞿氏、姜氏、杜氏等。这类家族定居，一方面得到国家政策的鼓励，另一方面又受到家族之间冲突竞争的压力。因而，这类移民家族都不约而同的通过新建祠堂，另编家谱，争取政府登记承认等手段在湘西建立家族组织，他们编修的家谱同样是对自己家族历史的重新建构。在改土归流后的新形势下，这两类家族组织之间，通过相互争斗，相互制约，分头争取到在“湘西”合法立足地位。清廷为了安定地方，对上述两类家族建构采取放任手法，间接助长了家族重组和家族重构。据此，笔者认为“改土归流”后，在国家行政体制下，新起的各类家族都是适应新形势的家族制度延伸。这些家族经过重新调整，重新组合，相互竞争在新建立的基层组织“保、都、里”内达成新的制衡格局。“改土归流”后，地方基层行政单位内部并存各家族之间的交互制约依存关系，官方文书缺载，地方档案又过于零碎，以至于长期成为史学研究的盲区。本文另辟奚径，采用横向堪比并存各家族家谱的办法，通过各家族内房族、支派和人员的消长，复原了这一制衡格局的延续和流变过程，进而使得支离破碎的碑刻、故事、文告所属内容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解读。 综上所述，改土归流前后，湘西地区的土家族基层组织，从“旗”变成了“保、都、里”。但就实质而言，既有变化，又有继承。就其变者而言，原先的政治、经济、军事合一组织，变成了纯粹的行政管理单元，军事职能被剥夺，经济职能则转移到并存的各家族去组织。当然，居民的身份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动，此前土司制下的部民全部变成了编户齐民。这一部分，前人早已有所察觉，但研究有欠深入。这一切变化，都是适应国内大形势改观的产物，而且符合斯图尔德所称的全国性整合模式的涵化规范。仅是变其非变不可，其余部分原则上加以保留。就其继承者而言，改土归流前后的基层组织，在空间布局上、地缘规模上、社区运作方式上，生产及生活方式上等，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变动。除了因大量新移民进入，而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外，社区的运行和社区间的关系，各社区与外部的联系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继承。这些不变的内容，与布罗代尔所理解的中时段社会事实相符，它们不会因改土归流这一重大政治运动而带来实质性的改变。这正是本文新揭示的历史事实。倒是改土归流后，两类家族的建构由于顺应了新形势的需要，对此前的家族制度又有所继承，因而形成的新制衡格局其影响不仅止于当时，而且还延伸影响到今天。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审视“湘西”土家族基层组织的传承与演化，乃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形成的结论，不仅适用于“湘西”，而且对其它类似地区也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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