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学不能排除性爱，作为叙事文学最高形式的小说艺术，更无法摒弃人生中的性爱现象。对于明清人情小说性爱观的研究现状，与人情小说的小说史地位并不相称。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对明清人情小说性爱观的复杂表现进行有针对性的考察和梳理，以期探寻其演变轨迹及其蕴含的规律性。 无论进行何种研究，都要确定研究对象及其范围。本文研究对象是明清时期包括拟话本小说、才子佳人小说、艳情小说在内的人情小说性爱观。研究范围以《金瓶梅》和《红楼梦》为标志，将其间近二百年时间跨度作为研究的时间限定。对性爱观的定义和内涵作了初步探讨和界定，简要回顾了人情小说性爱观的研究状况，指出进行这一领域研究的必要性，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努力方向。 明自中叶以后，政治趋于腐败，商品经济发达，商人地位提高，阳明心学盛行，士人心态及人格开始走向多元化，社会纵欲风气流行，文学作品尚至情、倡个性、崇自我：明清易代，社会剧变，士人身心受到重创，个性思潮逐渐退落，实学思潮逐渐高涨：到了康乾盛世，经济得以恢复，社会秩序日趋稳定，文化事业相应发达起来，复古思潮兴起，对婚姻的控制更为严密，引起了关于贞节问题的论战，小说家的关注点转向了与个体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诞生了《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具有强烈的反理学色彩的作品，代表了时代的呼声。 晚明时期，《金瓶梅》横空出世，以写实手法再现人情世态，成为人情小说的奠基之作。《金瓶梅》充分裸露人欲，描写世态黑暗，挖掘人性弱点，似乎非为审美，意在审丑，客观上却有一定的反封建礼教的效果。好货和好色观念，成为晚明时期择偶婚配的基调，深深地影响着两性之间的关系：西门庆疯狂追逐、掠夺“财色”，狂热追求性满足、性崇拜，而潘金莲等女性也是基于“财色”考虑选择了西门庆，展现了当时纵欲之风。作者根据封建道德标准，赋予笔下各色女性不同笔墨，安排以不同的命运，实施惩戒教化。由于性行为描写和入的本质并不合拍，道德判断和人物形象之间存在扦格之处。性描写越多，说教越无力，纵欲的狂潮吞没了道德教化的旗帜，致使《金瓶梅》的文本深层结构与表面教化宗旨之间的矛盾和悖离。 由于文人阶层的不断加入，通俗小说的水平迅速提高，冯梦龙的“三言”、凌漾初的“二拍”、李渔小说代表了这一时期拟话本小说的最高水平。拟话本小说把市民阶层的种种欲望淋漓尽致地铺叙出来，将人性中本能的表现推向高潮。 明末清初的文人身上承载了主流道德和异端思潮双重熏染，表现出特定时期的文化人格和心态。在冯梦龙的思想体系里，“人道”主题、“惩劝”主题与“果报”主题三位一体，表明了市民意识与儒释道思想处于相互碰撞又互相融合的矛盾统一状态。他既大力提倡“情教”思想，鼓励妇女追求自由个性，呼吁社会给她们应有的平等地位，特别是对妓女，表现出极为开明、富于人道的妇女观，又极力为封建礼教摇旗呐喊，真诚地进行着惩劝教化，带有浓厚的传统文人的责任意识和人文气息。 凌濛初身上杂糅了商人气质和士人精神，不经意间就流露出当时市民百姓的好恶心理，同时又时时地自觉到自身的士人责任，表现出市民趣味和士人传统的冲突。“二拍”由“古今来杂碎事”经过儒家道德判断和市民心理加工制造而来，融进了凌濛初个人的趣味和价值观。市民意识比“三言”更加强烈，表现了较为先进的妇女观、婚姻观和平等意识：宣扬果报教化，也比“三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表现出的价值判断在儒家正统思想和新兴市民意识之间游移不定，构成了道德判断和审美趣味之间的龃龉现象。 李渔集托钵山人和快活浪子于一身，摆脱了改编、因袭的作法，根据个人见闻运用想象进行自觉地创造，在小说中注入了“自我”，《无声戏》和《十二楼》的创作表现出极强的文人性和独特的个性。由于过分强调创造的自由性，滤去了细节，增加了情节的人为性和游戏性，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不够成功。李渔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解释道德内容，将缘情释理演化为借理阐情，显扬了既欣赏男权主义，又提倡“男女同情”；既对女性失节、再嫁持宽容态度，又对女子嫉妒心理严择苛求的矛盾心理。他既不肯丢弃劝惩传统，又不愿割舍游戏心态，只好劝惩与娱乐并举，统统捏合在欢喜故事之中，使作品整体呈现出诙谐滑稽的喜剧氛围。因此，思想上的劝惩主义与内容上的娱乐主义在共同排斥悲剧意味的时候，起到的只是游戏人生、麻醉人心的作用，在当时的环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金瓶梅》的影响之下，人情小说的发展呈现了新的面貌，主要表现在：大量的艳情小说纷纷出笼，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面世，大量学步《金瓶梅》的“世情书“出现。 与《金瓶梅》拥有大量现实人生信息相比，艳情小说几乎摒弃了所有与性无关的因素而成为一种纯粹的极性之快乐的作品。艳情小说的涌现喷发正是晚明人们撕破理学对人性的蒙蔽，以偏激的极端的方式来反拨禁欲主义的产物。艳情小说毫无顾忌地展示人的自然欲望，唤醒人的肉欲，超越了道德范畴，切入了人的本体世界，从中可窥见当时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性爱观来。艳情小说赋予男性绝对特权，一直保持着男权地位和话语权，大肆渲染男性对女性的征服和占有，把男性的社会性别特征推向极致，而女性一改过去小说中的受害者的形象，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桎梏，成了“宣淫者"和“享乐者”，显示出个体意识。艳情小说也是以惩淫戒欲为宗旨，以果报劝诫世人，然而到了清代，所谓的因果报应已完全似是而非了。艳情小说与性直接关联，迎合了一部分读者的阅读趣味，因而成为书商刊刻传播的热点，虽屡禁不止。 同为世情小说分化出的“异流”，才子佳人小说不像艳情小说那样放纵欲望，人欲开始退隐到幕后，代表着矫正晚明异端思潮向正统道德复归的趋势，显示出鲜明的理性风貌。小说传达出人们自主婚恋的意愿，提出了以才情貌相当为条件的择偶标准，虽未能冲破一夫多妻制和父母包办观念的束缚，但在反对门第和财色观念，显扬女子的才华与胆识，倡导男女平等等方面都有其进步意义。小说构筑的是落魄士人心目中的合乎传统理想的家庭，有着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男女性爱剥离了自然属性不再去颠覆社会秩序，经过礼教洗礼的情感顺利登上婚姻的殿堂。才子佳人形象，往往是作者的自我体认，寄托着作者对生活的理想和追求。小说作家大多身居社会下层，历尽沧桑，怀才不遇，以小说的方式展现才华、发泄不满、寄托理想，以此作为现实生活的精神补偿；但过分地偏重理想使得作品出现了脱离现实的倾向，失去了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与《金瓶梅》侧重于家庭和社会男女风情不同，《醒世姻缘传》关注的是家庭夫妇伦理的颠倒以及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作者赞同封建多妻制，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提倡“无妒”女德，幻想通过神道设教建立和谐的男女、家庭、社会秩序，表达了正统文人的理想。然而，小说文本自然发射出的信息超越了作者的思想局限，客观揭示了产生妒妇的根源在于封建多妻制，女性对男性的欺凌其实出于对男性压迫的反抗，反而成就了薛素姐身上反传统的个性姿态，在一定程度上与明末个性思潮结缘。男权社会多妻制的合法性与人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决定了现实中的男女关系不可能协调，由此可知，作者的创作主旨与实际效果之间形成了一种教化反被教化误的反讽意义。作者对于婚姻中的正统性爱持肯定态度，以“纵欲死亡”母题提醒读者要节欲，主张有节制地享受性爱以养生，体现了正统儒家节欲观念。小说的性爱描写没有走《金瓶梅》的老路，虽然在叙述和对话中充满了粗俗的色情表述，但对性交场景的描写不做夸张渲染，而以隐语一笔带过，表现了作者对性的严肃态度。 《红楼梦》是集大成者，扬弃了以往小说的创作传统，达到了古典小说的顶峰。《红楼梦》暴露了贵族家庭的龌龊和罪恶，并不回避现实生活，却也不作自然主义的展览，对于秦可卿、贾瑞、尤氏姊妹等涉及淫滥的题材作了艺术化的处理，避免了污秽笔墨的出现。作者提倡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对两性关系作了创造性的阐释，散发着人性觉醒的气息，希望每个人特别是女性都能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具有独立的人格，自由地舒展生命，寄托了带有近似民主主义色彩的朦胧理想，充满了温馨的人文关怀精神。作者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和价值，对性爱持有一种严肃而又宽容的态度，反对皮肤滥淫，推崇真情“意淫”，体现了叛逆文人身上传统的一面。贾宝玉对“玉”、“石”的不同态度，表达了其对主流文化和男子中心意识有意地疏离、批判、解构：把男性当成了女性的陪衬，表现了对女性的充分体认，展示了男女平等意识，达到了空前的思想高度，其意义远远超出对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的否定。宝黛之间的爱情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婚恋择偶理念，虽然尚未越过封建多妻制的栅栏，但已经带有鲜明的近代性爱的特征，达到了中国古代小说所能企及的最高限度。也正是由于这种情爱的先进性，不为封建伦理社会所容纳，造成了宝黛爱情的悲剧性结局，从而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下列结论：封建正统性爱观是承认人的本性，认为不能绝欲，也不能任其泛滥，理想状态是勿过激，求中庸。虽然封建道德更倾向于禁欲主义，但在现实中，禁欲与纵欲总是结伴而行。二者并不总是平衡的，晚明时期纵欲之风盛行；明清之际欲理相互激荡：清初期以后，禁欲主义慢慢占据上风。 作为禁欲主义的产物，贞节观伴随着禁欲风气的强弱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苛求和放松。明清时期对女性贞节的要求一直没有放弃；在特定的情景下，对女性贞节的要求有所松动，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更多的时候呈现出杂糅的状态。 男尊女卑的观念和现象古来有之，从步入父系氏族社会就开始了。男权中心意识促使多妻制、贞节观、“无妒”女德等男女关系不平等现象的产生。随着人情小说递进的发展，伴随着男权中心意识逐渐松动的趋势，男女平等意识逐渐得到增强，妇女观也由否定女性到肯定女性再到赞美女性一路走来，女性主体意识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呈现了由封建民主主义向近代民主主义过渡和发展的趋势。 在封建社会，婚恋并非个人的私事，选择伴侣，更多地受到封建婚姻观的制约。婚恋择偶标准从门第、财色、才貌、才情貌一直到以志同道合为基础的爱情，一步步向前发展着，表明社会在进步。由于男女不平等以及自由恋爱和婚姻感情为礼教伦常所不容，婚变和情变很容易发生，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容易成为婚恋变数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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