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文坛颇有影响的小说家,李锐始终以一种独特的姿态存在于人们的视野中,他的《厚土》、《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都在当代文坛制造了不小的轰动。但是,对于李锐及其小说的研究又是不够理想的。这是一个有着独特探索精神的作家的必然遭遇,因为他不去追逐所谓大的文学主流,不去迎合,也不去媚俗,更不去故做惊人之举,而是始终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写出自己刻骨铭心的体验,在不断的艰辛探索中去实现自己的艺术追求。 李锐的整个小说创作一直是围绕“从个人出发去追问普遍的人类困境”这一命题而展开的,对李锐而言,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小说创作核心,它极其精炼的概括出了李锐整个小说创作的基本原则、价值立场、终极指向及叙事策略。本文就是依据这一核心建构起整体的论述框架,在对李锐小说多层次多方位的分析与阐释中力图透视当代文学乃至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特点。 论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总体论述李锐小说创作的基本原则及价值立场,这是整篇论文展开论述的基石,意在捕捉到李锐创作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本文将其概括为以“人”为核心的表达、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维护与捍卫、立足“本土”的书写三大板块。在以“人”为核心的表达中,李锐着力表现的是人的自然本性,而这也正是二十世纪中国主潮文学所长期缺失的。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李锐的小说只是偏重于人的生物性本能的描写,实际上,相较于“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以及九十年代的欲望化写作,李锐的小说皆显示出一种提升,这种提升使他对“人”的表现并没有仅仅盘旋于人的浅层本能上,而是具有了精神性与哲学性的韵味。对“人”的表现当然离不开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李锐的小说鲜明的表现出对个体生命价值尊严的维护,具体显现在三个方面:自然生存中个体生命的闪光、社会历史中个体生命的捍卫、众语喧哗中个体生命的狂欢。李锐对“人”及“个体生命”的表现并不是虚浮的,而是深深地扎根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这就是李锐“本土中国”的立场。相对于李锐的具体创作,“本土”是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与“西方”作为“本土”时间与空间意义上的“他者”共同参与了这一转型，并造成了一种“双向煎熬”的体验，这也是李锐关于“本土”的核心体验。在这一基础上，李锐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做出了自己的思考，表现于对历史现代性的质疑和对民间世界的关注两个向度上。此外，李锐的“本土中国”立场还集中地表现在他对现代汉语的思考上，他强调回归到口语之海是确立现代汉语主体性并且实现文体自觉的重要途径。 第二章主要论述李锐小说对整个二十世纪话语情境的回应，这种回应集中表现在对“历史”、“启蒙”及“革命”诸问题的思考上。正是因为回到了历史深处，李锐小说中的“人”、“个体生命”及“本土中国”才拥有了一个具体展现的平台，不但使他的小说在变化的时空中丰盈厚重，而且也使李锐的小说由浅层表达到深层追问成为可能。对历史的文学化表现首先涉及到的问题就是对历史的态度。不同于对历史的传统看法，李锐对历史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在历史文本化和文本历史化的理论支撑下，他的小说显现了对历史颇具个性的阐释。在这种阐释中，李锐的小说明显表现出与以往历史题材小说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即对正史中简化的历史描述的否定、对历史进化论的质疑、对历史必然性的反思等。李锐的小说主要关注的是二十世纪的历史，这就使“启蒙”与“革命”成为两个不容回避的话题。在启蒙的话题上，李锐首先表现出鲜明的启蒙立场，这从他对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奴隶意识、看客意识、安土意识的批判可以看出，但有意味的是，在李锐小说启蒙话语的背后还如影相随的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质疑声音，坚守与质疑往往共存于同一文本，形成一种相互消解，相互制约的双声对话。 这种在启蒙问题上的矛盾体现了包括李锐在内的二十世纪知识启蒙者们一种本色的焦虑，这种精神焦虑能持续地存在于整个世纪，是与二十世纪的启蒙文化情境、被启蒙者的精神特征以及启蒙者在启蒙立场与民间立场之间的矛盾密切相关。在关于“革命”的认识上，李锐首先发现了在革命“合历史目的性”的掩盖下必然存在的暴力以及这种暴力带给个体生命的损害，同时他的小说还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已发生了质变的异化了的革命，这主要表现于“文革”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栽害以及革命中民众本性的负面因素给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上。实际上，二十世纪的“革命”在中国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上一世纪特定的民族危亡情势使人们从民族传统中唤起狂欢节日般的集体记忆，使得西方“革命”中的建设因素被有意过滤，从而给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带来持续破坏的动力。 第三章主要论述李锐小说创作的终极价值指向。李锐的小说不仅对二十世纪的整体话语情境做出了自己的回应，而且继续深入，试图穿透具体可感的现实层面而实现一种质的提升，这使他的小说走向了更高的有着哲学韵味的层面—对存在的追问，具体讲就是对人类存在困境的追问。由对具体话语情境的回应到哲性的提升，其间需要一定的转换与过渡，也就是文本须具有一种提升的介质才能实现这种升腾。就李锐的小说来看，实现自己终极指向意图的关键在于其小说本身具有一种诗性特征和寓言化倾向。李锐的小说对人类存在困境的追问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苦难与死亡、宿命与荒诞。苦难弥漫于李锐的整个小说文本中，它不仅包括人在“食”与“色”上的困顿，而且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也给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苦难的极致就是死亡，在李锐笔下，死亡有两类:一类是无法预测的事端导致的人的被迫死亡，一类是人自觉自愿选择的死亡，两类都反映了人类在生存困境中的悲苦与绝望。不可违抗的宿命是李锐小说追问的人类另一种困境，李锐小说中人物的宿命大致表现为人自身的性格缺陷造成的人生悲剧以及历史、社会、环境导致的人的命运两种。尽管有些不甘于命运捉弄的人们对宿命进行了反抗，但是这也并没有真正遮掩了李锐小说中宿命所带给人们的一种无力感和虚无感，非理性的世界与人的理性之间的巨大落差造就了一种荒诞的产生。李锐小说对荒诞的描写折射了其对理性的某种质疑。正是由于在创作中融入了自己对存在的刻骨铭心的感受，李锐的小说才得以真正摆脱了国家、民族、地域的种种限制而上升到了“人类的”审美层次，它不仅引领李锐的小说实现了质的超越，而且也为当代文学的创作走向提供了某种可资借鉴的经验。 第四章论述的主要是“如何表达”的问题，是针对“形式”而展开的阐释，主要在叙事话语、叙事结构及叙事声音的分析上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仅仅是在技术性的操作上对李锐的小说进行剖析，而更多的是“从形式分析走向意义”，完成的是对李锐小说创作整体意蕴的更深入阐释。在叙事话语上，主要借用巴赫金的“社会杂语”理论以及福柯关于话语权力的观点，将李锐整个小说中的话语系统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代表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集团，根据所操控的对象，这一话语集团又可分为物质权力话语、性权力话语、政治权力话语三个部分;第二个层次是吕梁山和银城中的下层民众话语集团，他们属于被动的受话层次，或者丧失了一言说的权力，或者以他人话语为自己话语，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失语;第三个层次是文化话语集团，文化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他们介于权力话语集团与下层民众受话集团之间的尴尬位置。第四个层次是其它发出声音但没有具体意义的话语集团，如哑语、驴语、鬼语等等。在叙事结构上，本文将李锐的小说结构大致上分为四类:钟摆式结构，即事件的发生还未达及高潮就又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如此不断往复;众星拱月式结构，即小说中存在着一个核心人物或一个核心事件，其它人物或事件都围绕着这一核心运转;时空交错式结构，即小说中的时空更多的表现为颠倒与错乱;多线并置式结构，即小说中各条线索之间基本处于平行状态，各个故事的发展并未发生直接的关联。关于叙事声音，在本文有特定的涵义，即在叙事性文本中，叙述者以某一视角为基础，选择相应的叙事策略(叙述方式或技巧)，以传达出某种思想观点。本文主要借鉴苏珊·S.兰瑟关于叙事声音的理论，将李锐整个小说中的叙事声音分为作者型叙事声音、个人型叙事声音以及集体型叙事声音三类，这三种模式不仅各自表述了一套技巧规则，表达了一种类型的叙事意识，同时也为小说提供了各种意义生成的可能。 尽管李锐作为当今纯文学的坚守者之一，其纯粹和坚定可能是首屈一指，但这并不等于说他的小说创作己达到了什么难以企及的高度，或者说己是至善至美，恰恰相反，在他的小说创作过程中，他会时时遭遇到某些困境，这种困境使他常常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矛盾当中，并给他带来了诸多的困惑与尴尬。从李锐的整体小说创作来看，造成他创作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对他整个人生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知青经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乡土空间价值判断的摇摆游移与“革命”身份的逃避导致的作品反省力度的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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