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类社会进入19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繁荣与发展,随着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却出现了一系列与人的环境紧密相连的环境和生态问题,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在此生态危机的历史背景下,生态运动、生态伦理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应运而生。旧有的发展观自身所蕴涵的弊病,是可持续发展观产生的理论原因。旧的发展观把“增长”等同于“发展”,把发展理解为单纯的国民经济总量的增加,忽略了发展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性,也忽略了发展对社会结构的变革作用。这不仅没有增加人们的幸福,反而产生了社会贫富分化,和发展中国家教育、住房、医疗等生存问题。1970年代以来,虽然经济主义的发展观得到改正,提出了一种人本主义的发展理论,以解决生存与发展关系的断裂。但是,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依旧没有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浪费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环境问题,不仅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当下生存,也影响到人类社会的长远利益。提倡一种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以是历史的使命。可持续发展观就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产生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背景则是生态危机、生态运动,以及生态伦理思想的深入探讨。从19世纪末到1970年代,生态运动有了蓬勃发展,具有了更广的群众基础;生态伦理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生态危机不但没有减缓,反而日益严重。这就要求生态运动由民间走向政府,生态伦理思想由理论走向实践。显然,可持续发展为此提供了一个战略高度和国际合作。从联合国第一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以来,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就呈现出一个广大的空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价值立场和利益要求,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完全不同。不过,总的来说,支配这种分歧的理论基础,依然是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理论分野。两者在自然物有没有内在价值,是不是道德关怀的对象等问题上针锋相对,在理论上,实践中都展开了一场学术的较量。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理论分野,为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基础提供了一个二难选择。超越与整合这种分野,已是当下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需要。而中国传统的“天人和一”思想,为此提供了一个可供发挥和借鉴的模式。中国传统的自然观从意蕴而不是从价值的角度来把握自然,自然具有其内在价值,自然的价值主要是道的价值和审美价值,自然是一种思想而不是一种知识;从而有别于西方主要把自然看作是科学的对象,自然的主要价值是经济价值。“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中国的历史也为“天人和一”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尊重生命、兼爱万物,寡欲节用、适度消费,“为天地立心”等内容;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和政策实施,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天人和一”的可持续发展,便不完全属于传统的农业文明,它完全能够成为当代生态文明的合理“内核”。生态伦理思想与可持续发展观,它体现的不仅仅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而是一场全新的革命。它是一场新的道德启蒙,是思维方式、哲学范式、学术范式的全新变革,是价值观、世界观、宇宙观的全新变革,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文明。从系统和整体的角度来建构可持续发展,这是可持续发展本身的要求:它意味着法律的生态化,经济活动的绿色化,生活方式的可持续化......绿色是可持续发展的本色。它产生于生态运动和生态伦理思想之中,并以生态危机为其历史背景,生态伦理思想为其价值基础。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只有在此目的之下,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才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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