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浪潮的冲击下，中国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一方面，受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影响，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力逐渐发展起来。到辛亥革命前夕，这种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极大的瓦解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并彻底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封闭、保守的状态。这些变化无疑在客观上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创造了物质前提。另一方面，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对中国的殖民侵略过程中，与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相互勾结，对中国所进行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而且还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已经成为近代以来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因此，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的联合统治就成为中国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的必然选择。 本文写作的目的，就是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及基本规律的分析，论证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本文围绕着中国革命与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关系，共分四章，其主要线索是: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包括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人民对早期政治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辛亥革命的爆发及其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尤其是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贡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反思。 第一章论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所发生的变化和辛亥革命历史任务的形成。 中国作为一个外源、突发型现代化后发国家，其现代化资源主要不是来自社会内部生产力发展后的积累，而是已经进入现代化的国家的输送;另外，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是在其正常的历史发展顺序被打乱的前提下开始的，人们在还得及吸收和消化这些现代化成果时，就不得不去面对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引起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因此，对中国来说，不仅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十分薄弱，而且，面对现代化的挑战，心理准备也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现代化就由于其先天发育不足而不断地受到来自于各个方面干扰，使其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十分艰难的境地。 随着清王朝政治衰败过程的不断加快和深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开始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为了扼制住这种衰败，清王朝开始了自救行动。清王朝对政治衰败的挽救主要集中在两次维新运动上，即戊戌变法和新政的推行。这两次维新运动虽然都没有能够挽救清政府的覆灭命运，但对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积极意义。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都做出了自己的回应。这种回应，实际上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这种探索从内容上和时间顺序上大致可以这样划分: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防御型现代化口号的提出与现代化的起步;二，洋务运动——现代化的依附性发展;三，维新思想的酝酿与现代化向制度性转化;四，以救亡为核心的政治要求; 这些探索，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重要部分，它所创造的思想文化氛围以及理论成果构成了中国自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以后的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为中国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同时也为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形成和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第二章论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中国人民对中国政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殖民地理论中，有一个最基本、最明确的观点，就是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对殖民地社会发展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殖民侵略破坏了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即旧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其殖民侵略的过程中，也为落后的殖民地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从而为殖民地的社会发展展示了另外一条道路——实现现代化。但他们也明确指出，这绝不意味着从一开始，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就可以享受由西方殖民侵略所带给他们的新的生产力。这种新的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仅仅是殖民地国家社会进步的前提。殖民地国家要实现自己的社会进步，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摆脱殖民统治，即在民族觉醒的基础上，推翻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和本国的封建统治，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将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从而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探索国家出路的斗争中，一个最突出的功绩就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而在三民主义思想中，民权主义所占有的地位最为重要。民权主义理论主要采自西方的“平等”和“民治”的思想，同时也融进了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精神，主张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民国。这一理论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较为完整地描绘了未来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及模式，而这些目标及模式的提出，不仅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确定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可以说，孙中山民权思想是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奠基宣言。 第三章论述了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化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对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行了的初步尝试。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坚持了政权的资本主义性质。从新政权的归属看，虽然是革命派、立宪派与旧官僚三种势力的联合，但由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政权内占主要地位，因此政权基本上掌握在他们手中。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在政治发展目标上坚持了资本主义的方向，又由于这个方向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势，因此，民众对政府的目标和手段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给予合理而稳定的认同。其结果，就使新政权在革命胜利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和相当高的程度上获得了权威性和稳定性。而新政权就是利用了这段宝贵的时间，迅速而有序的贯彻、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并通过这些主张，将中国引上现代化之路。 其次，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社会动员的实现 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在于它充分地实现了社会动员。所谓社会动员，就是指在一个社会中，由于受新的生产方式的影响，人们原有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念和心理义务不断受到侵蚀而逐步崩溃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取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辛亥革命的爆发，推动了中国社会动员的实现。这主要表现在人们民主意识的提高、国家观念的初步形成和作为个人，自我意识的日趋成熟。 从本质上讲，现代化最明显的特征应当是人的现代化，即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人通过对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心理模式的理解，在其社会意识和行为方式上，逐步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没有这个转变过程，现代化就无从谈起。而社会动员的实现，使传统的人转变为现代的人，这就为现代化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第三，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由于采取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因此，在经济上，就必然会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壮大作为政权的主要发展目标。而在不久后建立的北京政府，虽然有袁世凯短暂的帝制复辟活动，并且以后各系军阀为了争夺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而不断爆发冲突，但在名义上，中国还一直维持着民主共和的体制，北京政府历届执政者也不得不在许多方面打起资产阶级“民意”的招牌;同时，政府的各级组织也有不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有些军阀官僚本人也投资于工矿企业，兼有资本家的身份。加之政府颁布推行的经济政策，也在一定的范围内能够起到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目标。这样，虽然中国在民主共和政治失败后，其社会经历了一个政治极端混乱的年代，但即便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中国现代化进程在某些方面却仍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第四章主要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论述了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不可能实现，中国的政治前途只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辛亥革命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权力的丧失、政治意图的失败和政治地位的衰落，民主共和政治宣告失败，中国政治了陷入近代以来空前的动荡之中:地方军阀政治权力的不断膨胀，中央政府的权威作用丧失殆尽，国家的政治运行机制被彻底的打破，中国政治开始走向分裂。 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的分裂与畸形发展，表明中国民主共和政治的失败和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延误。但这并意味着对上述探索目标的中断，事实上，这仅仅是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次初步尝试。通过这种尝试，中国人民积累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而有了这种经验和教训，就使他们在对未来政治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和定型上，能够更加理性化和更加完美。在这些经验和教训中，最令人瞩目的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的失败，显示出这个选择其中所包含的不合理性;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目标的确立。 中国之所以必须而且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辛亥革命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先进分子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曾提出了许多改革方案。这些方案，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国家前途的关切。但这些方案却都没有能够实现。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于所有这些变革方案本身都蕴含着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相互矛盾之处，都是由于它本身在对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人民群众的态度上存在严重的缺陷。五四运动当中，中国的无产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身份登上了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又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中国无产阶级通过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的主体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随着这种变化的发生，中国革命的思想纲领、目标方式、战略策略也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飞跃——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实现了由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转变，而中国革命的方向也由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转变为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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