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国维先生对清代学术，曾作如下的概括:"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于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年(1889-1894)任广州广雅书院山长的朱一新(1846-1894)，适逢清代之学这一"新"的时期。其时中国社会处于动荡之中，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在外患日重，世变日亟的大背景下，朱一新在位于"南风窗"的广州广雅书院，面对"世风"和"时务"，发出了一系列时代的新声，其撰辑的答学生问及评课卷语而成的《无邪堂答问》所体现的西学视野，正是这一新时期新学术的一个表现。 论文首先考察了朱一新所在之广雅书院，认为其就体制而言，虽属旧式官办书院，但从创建的缘起、宗旨、规模、生源、师资、以及课程，尤其是所实践的教学理念来看，既是因应社会转型时势之变化和需要而诞生的产儿，又是岭南地区新文化的摇篮。朱氏所撰辑的《无邪堂答问》，集中地体现了广雅书院关注"世风"和"时务"的教学实践。 论文主体部分以《无邪堂答问》为中心，结合其他相关史料，从朱一新的西学观、洋教观，俄事观三个方面，着重探讨其西学视野的特色，并尝试对其作出相应的历史评价。通过考察，本论文认为，在朱一新所处的中西会通时代，朱氏不惟与同时代的精英们一样，博览群书，关注西学，而且比其他一些精英看得更远、更深，更加务实，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文化代表人物。他主张对西学研治其本，了解其本后再决定取舍，让人们看到其中西会通的价值取向。其最关注的是西方的地势、政俗，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来了解洋人之情伪，以求得"操纵驾驭之资"。其会通中西的做法，既不同于当时洋务派的对西学仅重其"器"、"艺"，亦不同于当时倡导以西制，尤其是假孔子改制之名，进行变革的维新派，其重视西国之"道"，但不以其"道"为尚，只是"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面对其时洋教在华之肆虐，对洋教追根溯源，揭示其浅陋所在，虽未能触及基督教文明的本原和实质，但却表露了一位忧国忧民的儒者在西学东渐和社会转型时期的爱国情怀。在其对洋教的追根溯源中，就古籍中有关三夷教的记载，作了几乎是竭泽而渔的搜索，从而开启了近代三夷教研究的先河。他关注边疆，尤其是东北疆和西北疆的边塞局势，当举国聚焦海疆之际，他却敲响"隐患者莫如俄"的警钟，并主张翻译道光时俄国所送的书籍，以筹御俄之策，其识见之前瞻性已为后来历史所证明。朱氏的西学观、洋教观、俄事观所显示的一些独到见解，在学术上可以说是导夫时代的新潮流，在社会影响上可说是朱一新在书院里发出的时代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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