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通过对杜甫诗集中现存的一百四十余篇歌行作品进行编年梳理,力求系统呈现杜甫歌行一体的创作历史。并分为五个专题,从抒情、叙事、审美风貌、体制、音乐等五个方面对杜甫歌行作品进行研究,指出杜甫歌行艺术以“革新为复古”的精神实质。在歌行一体高度成熟、日趋走向文人化的盛唐,杜甫有意识地回归更早的乐歌传统,从抒情、叙事、审美风貌、体制、音乐五个方面继承了汉魏乐府的精神内核,开拓了歌行艺术的表现力,最终将歌行一体艺术成就推到无以复加的高度。 抒情上,杜甫主动向前代乐府歌行学习,将歌的抒情手法援引入诗歌之中,“以歌为诗”,表达出强烈的歌者意识,从而加强了诗歌的音乐性与抒情性,最终解决了文人纯诗艺术的高度发展与抒情性减弱的矛盾。 叙事上,杜甫综合了诗经与乐府两大不同的叙事传统,一方面以《诗经》传统为精神内核,记述重大历史事实,展现诗歌的史学批判价值;另一方面,向着被忽视的乐府叙事传统回归,强调叙事的虚构性、情节性、传奇性等娱乐特质,最终创作出一批写人叙事与伦理价值完美融合的杰作,并深深影响了中唐叙事诗的繁荣。 审美风貌上,杜甫深入研习并纯熟掌握了初盛唐歌行通体高华流利的艺术特征,一方面以革新的姿态,用大量率意句子入诗,破其“丽”;一方面又以一种超越后的姿态向丽的基调回归。用重大的悲剧色彩冲破丽的凝滞感,诞生出瑰玮沉郁的艺术效果;用丽的笔调与色彩书写重大的悲剧事件,既保留了诗歌的蕴藉典正,又为悲创造出多层次、浑融深广的境界;悲句与丽句交替出现,反映今昔、盛衰、荣辱之对比,呈现出悲与丽交相辉映的巨大张力。 体制上,杜甫歌行作品“白创新题”,摆脱了拟篇法和赋题法的局限,开拓了乐府歌行一体的境界,直接开启了中唐“新乐府运动”。在杜甫同时代,旧题乐府是当时诗坛的主流。盛唐诸家都有大量创作。但杜甫却极少创作旧题乐府。其原因除了锐意创新、规避李白等旧题乐府名家成就外,更重要的是,“以革新为复古”,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回归汉魏乐府传统,恢复乐府一体抒情与叙事的最大自由。 音乐上,杜甫七言诗歌突破了前代特有的音乐节奏,完成了七言诗歌从“曼声促节”向“沉郁顿挫”的节奏特色的转变,也标志七言诗歌的音乐节奏系统从正音到变体两方面达到高峰。这是杜甫对七言诗歌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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