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考察晚清民国经史关系的一面镜子，从龚自珍的“六经皆史官所掌”到清末民初章太炎为代表的“六经皆史学”，再到五四以后盛行的胡适之“六经皆史料”等对章氏此说的不同诠释，正是晚清到民国经史关系变迁的缩影。 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是抬高史学的地位，使之与“六经”共同成为“道”的载体，其本意是“尊史为经”，决不是“贬经为史”。在“六经皆史”的理论系统中，“史”按性质可分为，记注之史和撰述之史。其中，“撰述无定名”是核心，“记注有成法”是基础。在这个理论系统中，史学是和经学同样具有载道功能的，这在当时是章氏的一个创见。当时学术界所理解的经学和史学，是韩愈以来所主张的“道在六经”、“道”为“六经”所专有的观念，史学是没有载道功能的，用这种观念来正确解读“六经皆史”，应该是“史皆六经”。 由于章氏本人生前未享盛名，死后更隐而不彰:所以章氏“史学具有载道功能”的创见，在当时和后世并没有被学者所普遍理解，而当学者用他们所认为的不具有载道功能的史学来解读章氏“六经皆史”的观念时，则正与章氏原意相反。其结果正是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尊史抑经”，甚至是“贬经为史”。 后世对章氏“六经皆史”的理解，是以误解为前提的，理解得越深，误解也越深，越是觉得对章氏“六经皆史”的观念理解得深刻而贴切，离章氏的原意越远。推寻其原因所在，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深刻的关系，但仔细考察晚清、民国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亦有其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贯串其间。章氏“六经皆史”的学说，只不过起到了他们所寻找、凭藉的认同资源而已。 乾嘉时，章氏提出“六经皆史”的本意是“尊史为经”，嘉道后，今文经学兴起，其学术渊源之一未尝不导源与此。经今文家就史论经，返东汉之古以至西汉，龚自珍的“六经皆史官所掌”论提出尊“史氏”，其著《尊史篇》所阐述的史学的重大功用丝毫不亚于经。如果沿着这种学术路向发展下去，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尊史为经”、“通史致用”的主张未尝不可能实现。但遗憾的是，帝国主义的入侵不但完全打断了这一发展趋向，反而使之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贬经为史的方向发展。 因为，无论是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还是经今文家的“就史论经”，都有尊史学以至经学、经史并尊的意图，进而从中寻出致治的资源，实现“隆比三代”的政治理想。因而，“六经皆史”论中的经、史都是有载道功能的，都承载着治国安邦的“大道”。但帝国主义的侵略，粉碎了中国士人的千古之梦，并使他们知道中国或中华民族如果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向西方学习。但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从“六经”中寻找应对西方侵略之策的努力。努力的结果是他们发现，经学具有兴灭国、继绝世，保存种族与文化的功能，而这种功能是史学所独有的，于是他们提出了“六经皆史学”，赋予经学这种新的功能。随着向西方学习的深入，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不再宗奉（或信仰）经学。更尴尬的是，中国的传统史学被向西方学习的“新史家”们讥为帝王将相之家谱，几千年来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史学。因此，当新成长起来的不再相信经学具有载道致用功能的史学家，以专业的眼光审视六经时，便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将六经成为史学简直是在刻意的抬高它的地位，六经充其量也不过是史料而已。于是便有了“六经皆史料”的提出。 因此，“六经皆史”及“六经皆史官所掌”的提出，都有向经史中寻找治国方略并以之经世的意图。“六经皆史学”的提出，虽然仍有从传统经史之学中寻求资源以应对西方侵略的成分，但这种成分已经变少，更多的则是为了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至于“六经皆史料”，则完全是为了清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丝毫没有从中寻找有价值或可利用资源的意图了。因为在“六经皆史料”的视野下，六经已是既陈之刍狗，它的价值仅在于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它所保存的传统文化还良莠并存，需要进行科学的整理。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经学和史学有两次重大的变化，一次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另一次就是晚清民国时期。经史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变化是:在学术分野上，史学摆脱经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与之相适应，在图书分类上，史部也成为仅次于经部，成为中国传统图书分类中的第二大部类。晚清民国时期经史关系的变化是，经学逐渐降为史学，进而降为史料，直至在传统学术分类中居于首位的经学，在现代学术（或学科）分类体系中被其他学科瓜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经学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中已不复存在。相应的，在现代图书分类中，经学也不再是类目之一，而是被瓜分归入相应的类目。如果说，作为一个整体还存在的化，那也只不过是综合类中丛书中的一部而已，远不是传统图书分类中无论在学科地位还是在种类、数量上都居首位的经部了。 章太炎提出经史关系变迁与国家、世运的关系，即“承平之世，儒家固为重要，一至乱世，在史家更为有用。”应是考察经史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值得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治史者对此当致意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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