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19世纪开始俄罗斯和中亚境内陆续发现13-14世纪的金银器，主要包括容器、首饰、马具等，体现出中国、西亚和西欧几种文化来源。欧洲学者对其中的西亚、欧洲来源的金银器认识较多，而对中国式金银器则区分不够明确。本文运用考古类型学对器物分期，依照金帐汗国大汗的纪年，认为这批金银器从时间上大致可以分为三期:拔都—秃剌不花汗时期、秃剌不花—月即别汗时期、月即别—帖木儿火者时期。大致相当于蒙古汗国时期、元前期到中期和元末期。同时与国内蒙元时期金银器进行对比，分辨出其中来自中国或是模仿蒙古式金银器的部分。本文认为，金帐汗国早期使用的金银器大部分是中国北方输送的;随着生产、贸易的恢复、与伊利汗国频繁的战争以及上层统治阶级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式、欧洲式金银器逐渐占据主导。 平阳路（今山西临汾）是金帐汗国在中国内地的投下分地。20世纪80年代在修建铁路时挖出一座元墓，出土墓志表明墓主是大蒙古国时期平阳路的诸色人匠达鲁花赤，即掌管平阳手工业事宜的最高长官。碑铭还披露，他曾授命三次去往金帐汗国给拔都汗交送岁赐。 《元史》记载岁赐的形式主要为银两和丝料。忽必烈的谋士郝经曾因平阳路赋役过重而向汗廷上疏，提到给金帐汗国的贡赋是将金银制成器皿送过去的，这为理解金帐汗国蒙古式金银器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蒙古西征时，从西亚中亚劫掠了大量财富、人口，其中包括一大批工匠，他们被带回蒙古高原和中国北方，从大蒙古国时期开始，就在那设置了各种手工业生产机构，并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因此，金帐汗国早期金银器的制作者中包含了中国和外来工匠。 在考证碑文、结合蒙古汗国时期欧洲旅行家的游记、以及学者对蒙元时代驿站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金帐汗国平阳分地制度的问题，并探讨这批金银器可能的运输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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