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碳排放交易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措施。因此，《京都议定书》在对发达国家缔约方碳排放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限制的同时，还确定了帮助发达国家缔约方减轻其承担减排义务费用的三个“灵活机制”:“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这些机制构建了国际碳排放交易的基础。但是，由于《京都议定书》对于碳排放交易的一些关键性制度，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技术支持和约束机制等，只做了框架性的规定，从而严重影响了各缔约国未来减排目标的实现，也造成了条约协议适用过程中的冲突与不便。对此，后京都时代的缔约方会谈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在制度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通过对后京都会谈报告的分析，总结出以下碳排放交易和相关制度的新发展:第一，确定了资金机制的量化标准;第二，明确了充足的、可预测的、持续的技术机制;第三，对透明度问题进行了具体安排;第四，对应对措施后果的重视;第五，“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可能变化。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现阶段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但随着碳排放交易在后京都时代的发展趋势，理应作积极的应对，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以市场手段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积极参加到控制全球变暖的行动中，在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谈判中争取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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