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从评论界关注的张承志与宗教的问题切入，通过系统梳理他的创作发展历程，较为深入地探讨了这一问题。全文共为四部分: 一.草原文学:宗教意识潜滋暗长的阶段。 四年的草原生活是张承志生命中最为珍贵的回忆，也是他创作的重要源泉。对游牧民族艰辛生活的深刻感受使他对苦难有了独到的体认。他的草原小说大多充溢着感伤而悲壮的情绪。苦难“情结”占据着张承志的心灵，左右了他前期的创作。同时草原这片宗教的沃野激发了张承志的宗教潜念，但他的草原文学中的宗教意识尚处于潜滋暗长的阶段，兼收并蓄，没有明显的伊斯兰倾向。 二.从《残月》到《西省暗杀考》:伊斯兰“血质”的复苏。 从《黄泥小屋》开始，民族血统、民族心理、民族气质、民族感情影响着张承志转变了创作方向，他把顽强追寻的目光，投向了母族世代生存斗争的最大聚居地——大西北的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激活了他的经验基质——伊斯兰血质，并使其彰显。《九座宫殿》、《残月》、《西省暗杀考》等都是具有宗教情绪的优秀之作。它们展示了张承志逐渐趋向伊斯兰文化内核的过程。 三.《心灵史》:对母族精神文化家园的皈依。 《心灵史》是一部融小说、诗歌、散文为一炉的复合型体裁文本。是他皈依宗教后，他的“文学的最高峰”的“毕生大作”。在《心灵史》中，张承志直接为汉语文学的读者展现了一个偏僻到了极致、弱势到了极致、倔强到了极致，从而美丽到了极致的民间世界——哲合忍耶的世界。同时，在感受性的文学创作中，理解并归返了母族精神文化的家园。 四.张承志与宗教:众声喧哗中的“我看”。 对于张承志的皈依，他的《心灵史》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人价值观所产生的影响，评论界褒贬不一。有的学者认为在当今中国普遍缺乏信仰的情况下，张承志为我们竖起了理想主义的大旗，他通过《心灵史》赋予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以新的含义。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张承志和他的《心灵史》“最多只能解决‘回民与张承志的精神问题，很难解决中国人的精神问题’”。笔者以为，评论张承志离不开当下的文化背景，同时也应充分考虑他特定的回族血缘关系，用历史的眼光对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化立场做出比较恰当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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