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魏晋南北朝《尚书》学前承两汉，后启唐宋，在《书》学史上处于极其重要的过渡阶段，很多诉讼纷纭的《书》学公案都产生于这一时期，故对此时《书》学深入系统的研究亟待展开。但整个魏晋南北朝玄风炽盛，佛学大兴，致使经学不明，现衰微之势，而较之《易》、《礼》、《论语》、《孝经》等经典，《书》学环境更是不容乐观，呈式微之态，且缵研《书》学之经师几无纯儒，多是玄儒兼通。此外，南北政治的分立也导致南北《书》学形态的不同，主要体现于遵用文本、治经风格、讲经内容及着述态度四个方面，但同时，经师南北间的往来迁移对南北《书》学交流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魏晋南北朝经学不昌，《书》学式微，直接导致了此时《尚书》注疏的急剧减少，又加之战火频仍，世态流离，残存至今的《书》学材料少之又少。故本文在前贤时修研究的基础之上，充分运用与《书》学有关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全面辑佚《书》学材料，比较分析，考辨论证，从中勾稽魏晋南北朝《书》学的特点，发见魏晋南北朝学术史上的争论及其表现，并探究这些争论的原因及其影响。 魏晋南北朝《尚书》注疏传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较之两汉空疏繁琐的章句之学，魏晋南北朝之注疏方式明显呈现出删繁就简之势，这与当时玄风炽盛不无关系，与注疏方式自身的发展亦有关联。二，魏晋南北朝注疏体例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形态，即义疏体，它一出现便占据了《书》学着述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南朝，义疏体更是大盛，经师之《书》学专书几乎全为义疏体。三，一直以来处于经解附庸的注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终于脱离经解而独立成体，出现了一系列以注音名篇的专着，如东晋徐邈《古文尚书音》、李轨《古文尚书音》等，这种音义专着的出现与玄学弱化和佛教传布呈现互动之势。且在注音方式方面，发轫于汉魏之际的反切法开始普遍应用，又由于汉字音义相关，故后儒解经，多依据前辈经师的释义或增反语，或改直音作反语，故而造成东汉末期之前的经师解经亦作反语之假象，马融《书注》里面残存的反语就是明证，殊不知，此乃后人所加，非其原作。 从个案研究而言，魏晋南北朝《书》学资料散佚惨重，故要呈现此时《书》学的基本面貌，厘清此时《书》学的诸多公案，亟待从有限的材料中挖掘最大的文献价值。在这种境况下，对王肃《书注》、《孔传》古文《尚书》、敦煌写卷之六朝写本、陆德明之《尚书释文》的专题研究便尤为迫切。 王肃《书》学是魏晋南北朝《书》学研究的一大重点。通过对王肃《书》学注疏材料的辑佚和整理，通过对马、郑、王三家异文的全面比对，发现，王肃本与马融本、郑玄本同源于西汉孔安国壁中本，只是由于几经传抄，再加之经师解经的主观性，故而造就了他们异文纷呈的局面。将这些异文与今传本作比较分析，一方面可以在尽全力恢复马、郑、王本《尚书》的基础之上，发掘马、郑、王本的价值;另一方面，亦可见王肃《书》学之注解实多有同于郑玄者，是可知王肃实非有意与郑玄为雠，而王肃与郑玄之争的重点并非版本的纠结，而是别有原因，即王肃本之于古文学，用马融之说反驳郑玄。王肃亦反对郑玄之谶纬解经。 东晋《孔传》本古文《尚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书》学的走向，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书》学史上的公案，由宋到清，延及今天，漫漫几个世纪，众说纷纭，见仁见智。首先，关于《孔传》本古文《尚书》的作者，通过资料的梳理排比，可以略见晚书实非一人一时所作，而是通过很多人的努力，在搜集、整理、润色旧籍引语、见在古本和散落于民间的各种古本的基础之上，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最终由东晋梅赜以定本的形式献上而列于学官。其次，关于《孔传》本古文《尚书》的传授，通过对郑冲、苏愉、梁柳、皇甫谧、臧曹、梅赜事蹟的考察，知他们皆为魏晋间人，且年辈相当，故《尚书正义》所引《晋书》关于晚书的传授系统是为可信。再次，关于《孔传》本古文《尚书》的辨伪，由宋及清，各代大师已辨之甚详，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面世，无疑为我们对伪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出土文献资料。故通过清华简与今传本的比较可知，晚书之《咸有一德》、《说命》是为伪作，而今传本《金縢》与清华简于行文之详略亦小有差异，故可知，今传本《金縢》必定经过了后人的整理和润色，亦非原文。 敦煌写卷之六朝写本亦是魏晋南北朝《书》学版本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敦煌写卷中，P.4900(1)、P.2533、P.2980、P.2549、P.3871是属于六朝时期的《尚书》写本，涉及到的内容有孔安国《古文尚书序》、《尚书》五十八篇篇目名称、《禹贡》、《胤征》、《费誓》残文以及《甘誓》、《五子之歌》、《秦誓》全篇。因六朝写本所遵用的是隶古定本的残存本，几经辗转传抄，故较之今传本，多用异体字，但这并不能影响其价值所在，反而可以给人们呈现出文字发展变化的基本过程，故这些异体字亦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六朝写本亦多用俗字，这与敦煌文书独特的性质，乃至与整个时代背景都有十分写切的关系，俗字的难以辨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六朝写本的文献价值，但置于那个时代，这反而是一种极其常见的现象。又从总体而言，这几篇写卷漏抄、错抄、随意涂改的现象亦不多见，故其整体水平依旧颇高。 陆德明之《经典释文》到底成书于何时，亦是众说纷纭，通过对《尚书释文》之内容、陆德明之南学传统、《尚书释文》之引书三个方面的分析研究，可知陆德明《经典释文》草创、成稿均在陈末、未入隋之前。但今传本《尚书释文》并非原本，宋开实中，陈鄂奉敕删定《尚书释文》致使其面目全非。幸赖敦煌P.3315写卷《尚书释文》的面世，才使人们有幸一睹其原貌。故只有通过对唐写本《舜典释文》与今传本《舜典释文》的全方位比对，才能探得陈鄂删改《释文》之迹及其原因，即陈鄂删改《尚书释文》有三个原则:删削古字，改从隶书;遵用《孔传》本为底本;今文自晓，故弥省。此外，只有通过材料的比对分析，才能更客观地评价陈鄂删改之功过。故在看到陈鄂删改对原始文献破坏的基础之上，更应该看到其对于后世《释文》的传播、接受和研习所产生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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