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冯友兰“新理学”体系的建立，以及中国学界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新理学”的批判，都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大事，也是中国哲学在现代发展和演进的重要环节。 冯友兰所创建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以其一贯的哲学概念，明确的哲学方法，以及富有逻辑色彩的内容，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勾画出一道独特的哲学风景线，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中一个可资人们批判和研究的哲学现象。 在20世纪40年代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判风潮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当属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陈家康、赵纪彬对“新理学”形上学的评析，胡绳对“新理学”的文化历史观和生活方法论的批判，以及杜国庠等人对“新理学”的人生境界说和中国哲学史观的批判，不仅有精彩的批判内容，而且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当然也存在理论上的不足。这些批判的核心成果在于剖析了存在于冯友兰“新理学”之中的大量的内在矛盾和理论困境（如理、气的存在性困境，本体论上的“纯客观论”与真理标准上的纯主观论的矛盾，“理智底分析”方法与神秘主义归宿的矛盾，等等），揭示了其哲学的唯心主义（形上学上的客观唯心主义，认识论和“境界说”的主观唯心主义）本质，社会文化、历史问题上的机械图式和守旧倾向，以及在中国哲学史观上的主观主义做法，从而为人们看清冯友兰“新理学”理论中的内在矛盾和困限及其理论本质提供了有效路径。而这些批判的不足之处则主要在于对存在于“新理学”中的理论困限尚未能予以充分剖析（如“真际”概念上的名实混乱，“真元之气”的能动性困境，“人的生活方法”与人类基本生活方法的概念不清，以及“新理学”自身在方法论上的困境，等等），对“新理学”的诸多理论创新以及“新理学”理论的某些合理甚至进步的成分未能给予应有的肯定。 不管怎样，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冯友兰“新理学”体系的批判推进了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和命题的现代发展，充实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内容，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的进程。同时，这些批判也为后人留下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如“客观实在”与“实际存在”的关系问题，事物存在的原因问题，理、规律的存在处所和存在方式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答，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哲学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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