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史前城址的不断发现，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进展之一。因其在城市起源、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中的重要性，近些年来成为考古学关注的重要课题。本论文所研究的史前城址，是一个常见于中国考古学发现和研究中的概念和范畴，泛指围墙类的大型史前建筑遗存。 这类遗存在废弃过程之前，亦即建筑过程和使用过程中，是通过堆筑、夯筑、石砌等方法建筑起来的围合性的史前时代聚落，具有区域中心性的生产、政治、经济、军事、人口、宗教、艺术等复合型的史前社会实体功能。 迄今为止，在我国发掘的史前城址已经将近百处左右。从这些城址的时空框架来看:在时间上，个别城址已经可以早到仰韶时代中晚期，即距今约6000至5300年期段，大部分落在龙山时代，即距今约5200年至4000年期段。于考古学来说，这属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时期的“城市革命”阶段，于历史特别是中国城市史来说，则属于早起城市发端阶段。在空间上，它们大致分布在北、中、南三个区域。北部的主要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约有15座;中部的主要是中原地区和海岱地区，约有40座;南部的主要是长江流域，约有30座。考古学对这些城址的研究，北部和中部相对比较多见，而南部也就是长江流域相对比较少见，这成为本论文选题的一个研究前提和空间，亦即本论文的研究，以整个长江流域的史前城址为研究对象。 首先，本论文梳理了以往长江流域史前城址的考古史后发现，长江流域史前城址的发现和研究中存在二个现象:一是发现上的不平衡性，即长江中、上游发现的城址较多，而长江下游除个别外，几乎很少发现城址;二是研究上的非全域性，即以往的研究多是局地性的区域研究模式，或研究上游，或研究中游，或研究下游，很少有将整个长江流域做整合式的全域性研究。 其次，本论文研究了长江流域史前城址的考古资料后，总结出以下诸多特征: 一是存在数量上的不平衡性。上游有9处、中游有19处，下游只有1处。 二是存在规模上的多样性。大者达百万以上平方米，小者仅几万平方米。既呈现出塔形聚落结构，又折射出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程度。 三是存在分布上的集群性。所有城址并非沿江分布，而是区域性集中分布与上游的成都平原、中游的两湖流域以及下游的太湖地区。各集群之间，又显示出选址的相近性、格局的群组性、影响的相互性、区域经济的一体性等信息。 四是存在地理上的多元性。所在地的自然环境有山地，有丘陵，还有平原，个别还分布在低海拔、多水道地区。所在地的人文景观，有村落、有城镇、还有都邑，既以农业聚落为主，但又不乏狩猎和采集以及渔猎等亦农亦渔的生存方式。 五是存在兴衰上的异同性。南部也就是长江流域史前城址与中部和北部史前城址相比，既有共性发展道路，又有自身变迁规律。中国史前古城起源期间大多城址的基本特征，在长江流域史前城址中基本都有呈现。但中国史前古城的演化进程，并末在长江流域得到后续发展。那就是:长江中游在距今6000年前于城头山率先兴建古城，是为中国迄今所知发现最早的城址，到了仰韶时代晚期和龙山时代早期已形成兴盛之势。然而，进入龙山时代中晚期却突然衰落，再无直接传承的后续。 通过以上研究，本论文得到的基本结论是: 第一，在中国史前古城的起源上，长江中游不但是长江流域而且是中国史前古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长江上游和长江下游出现古城的时间相对较晚，只是中国史前古城的续生地。 第二，在史前古城的考古学形态上，包括长江流域早期城址在内的中国史前古城，存在着普遍的相似性。即都由强有力的高层管理统治者主宰、凌驾于普通社会成员之上的公共权力已经形成并逐步加强，地缘关系开始取代血缘关系，大型中心型古城已成为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具有行政实体性的统治中心。 第三，在史前古城的发展道路上，长江流域的古城走向了与黄河流域特别是中原地区相反的道路，成为中国史前城址“北兴南衰”的典型标本。不但在长江流域城市发展史上出现了缺环，还在社会总体的文明化发展进程中盛极而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长江流域史前古城的主要特征和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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