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劳动力获得了解放，创造的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是劳动力大规模的自由流动，所带来的不仅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同时，人口的流动将农村的资源和资金也带入了城镇。从农业生产方式上转变的角度看，大量的农业剩余转入城镇二三产业，造成了我国以小农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传统农业出现了因资金不足，缺乏改造动力的现状。同时，农村社区的“空心化”也给农村治理带来了危机，主要表现为随着人、财、物流失而出现的治理资源不足，治理主体缺位和治理结构失衡等问题。新阶段，随着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农民向城镇流动速度的加快。国家土地流转政策的不断完善，土地流转的速度和规模不断加大。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新阶段。毫无疑问，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农业资本下乡就是把城市资本积累的科技、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吸引到农村去，以解决农村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同时，资本下乡吸引着人才回流，将现代管理方式带入遭遇困境的农村，因资本回流带来的村庄治理要素的变化对农村社会的治理带来将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 本文以我国的粮食主产区——河南省中部平原许昌市魏文镇辖区内的一家农业公司下乡过程为案例，通过资本嵌入乡村全过程的描述来分析资本嵌入乡村后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本文认为我国现阶段的农村社区在资本嵌入之前，农业生产面临着农业资金被抽入“二三产业”，农业劳动力加速外流，农业生产成本不断增加等现状。在分散经营的小农生产方式下，乡村治理呈现出治理资源与治理主体缺位、治理结构失衡等困境。尽管工商资本嵌入乡村发展现代农业成为必然趋势，但是资本与基层权力之间存在着一条隐含“利益链”。在这一“利益链”的作用下，资本为了减少进入乡村社会的阻力，往往同权力相结合，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嵌入乡村。在这一过程中乡镇基层政府呈现出借机下沉进一步侵犯村庄公共权力的趋势。资本嵌入乡村社会的理想目标是取得经济与社会的双重效应，但是，由于农业生产面临着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资本为规避风险，嵌入乡村的过程却并未按照最初的设想发挥其应有的积极效应，而是与权力相结合同处于弱势的农民争夺利益，导致不同主题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决定利益冲突结果的因素是力量的强弱。作为资本强势力量的企业，下乡过程中通过与权力强制力量的政府结合，通过寻租方式形成利益联盟，将农民边缘化，最终导致农民利益受损，治理主体之间的纠纷不断，乡村社会治理失序。为解决这一困境，笔者认为需要进行利益调整，并建立利益均衡机制，实现多方共赢。具体路径包括规范资本下乡，资本与资源联动，提高农民组织化和政府职能转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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